中国进入21世纪之后，主要的挑战不是进一步加速增长，而是确保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

　　作者/刘阳

　　从“先富论”到“共同富裕论”

　　《南风窗》：上半年非典肆虐之际，国内外批评较多，认为中国经济很可能严重受挫下滑。但您在不同场合都强调，非典是一场“良性”危机，并预言非典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上升势头。现在看来，事实验证了您的判断。

　　胡鞍钢(以下简称胡)：提到非典，我先说一个小插曲。今年6月17日，我参加了温家宝总理主持的专家座谈会，讨论有关公共卫生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会上，温总理谈到“一个民族在危难中可以比平时学到更多的知识、道理和科学。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我认为，危机是全民族最好的学习机会。

　　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温总理明确提出四个协调发展的观点：即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9月15日，他又提出“树立以人为本的政府管理思想，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观。要注意统筹兼顾，促进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

　　《南风窗》：类似的提法似乎以前还没有过？

　　　胡：我把四大协调发展战略看作是第二代发展战略，这是新的发展观。第一代发展战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来的，主题是加快发展、不平衡发展，倡导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先富论”。第二代发展战略则是协调、均衡、可持续地发展，是“共同富裕论”。实际上，1999年提出并于2001年正式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体现了地区协调发展的思路；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这就构建了第二代发展战略。

　　　硬件投资过硬，软件投资过软</p>

　　　《南风窗》：最近，美国兰德公司发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提出，失业、贫困和社会不稳定，腐败的经济影响，艾滋病和其它流行性疾病，水资源和污染，能源消费和价格，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和国有企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可能缩减，台湾问题和其它的政治冲突等8个方面，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今年9月9日世界银行发表的《中国经济报告：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中，认为今后中国将面临收入差距扩大的严峻挑战。您是否也认为上述问题是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呢？

　　胡：这些影响因素一个都不发生的可能性是没有的，但是全都发生的可能性也很小。如果它们全都发生，将使得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减少7.4到10.7个百分点，经济呈现负增长。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但是几种因素同时发生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各因素之间有相互依存性，一个发生，很容易引致其它因素的发生。

　　　我认为，中国主要面临五大挑战，即城乡差距扩大、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资源环境与发展不协调、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协调。

　　　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城乡居民之间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矛盾。从经济上看，农业是各类产业中低效益、高风险的弱质产业；从政治影响力上看，尽管农民是最大的人口群，但却是最大的弱势群体，缺乏政治参与权、利益表达权；从社会上看，农村人口是最大的被歧视人群，突出表现为社会不公平，机会不均等，待遇不公正，社会地位低下。这也是“一国两制”，是两种不同的身份制度，公共服务、公共投资和公共财政都不同。

　　　长期以来，我们过于注重GDP、基础设施等硬指标，对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教育、卫生、环保等方面，以及公共机构和民主化进程等“软件”方面，投资力度不够。中国是硬件投资过硬，软件投资过软。

　　　在经济发展中，政府越位，特别是有的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和利益集团，不仅参与经济活动，而且还从其中获利，为此就要大上项目，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而在社会发展领域，政府缺位，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公共服务不到位，服务不可及，质量低下，公共服务供给偏向于城市，既无效率也无公平。

　　　片面追求传统的名义GDP的理念理应作出调整。1995年世界银行开始利用绿色GDP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的真实国民财富，所谓绿色GDP区别于名义GDP，它是指在名义GDP中扣除各种自然资源消耗成本之后的国内生产净值。

　　　公平增长与不公平增长

　　　《南风窗》：是不是说，正是由于要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您所定义的第二代发展战略或者说新发展观，才应运而生？

　　　胡：新发展观的根本就在“以人为本”。确切地说，增长是要提高以人的生活质量为核心的人类发展水平，而不仅仅是提高人均GDP水平。人均GDP指标的概念常常掩盖了居民贫富悬殊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平的现象。

　　　就增长本身而言，有多种不同的方式和结果：比如公平增长与不公平增长。不公平增长是一种无情增长，增长成果使少数人受益，而贫困人口仍挣扎在贫困深渊之中。不公平的、高通胀的、高失业的、不可持续的非均衡增长不仅不具有可维持性，也不值得维持。增长并不是目的，发展的真正含义是以人为本的发展。

　　　《南风窗》：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阿玛蒂亚·森指出，我们的目标应是增强人们的能力，过上通过生产而满足的充实生活；人类发展体现了以商品为中心战略的发展向以人为中心战略的发展的转变。

　　　胡：增长是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增长服务。中国进入21世纪之后，主要的挑战不是进一步加速增长，而是确保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减少贫困现象，满足10多亿人口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这包括首先满足全体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诸如温饱、就业、教育、卫生、住宅等；进而使他们不断达到较高的人类发展水平，享受较高的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

　　　《南风窗》：当政府分配有限的资金时，是用来促进经济增长，还是用来促进人类发展？

　　　胡：从短期来看，两者是相互独立的，有时有矛盾；但从长期看，两者是相互联系和促进的。我们的研究表明，建国以来的前30年，中国的人类发展速度明显地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改革以来的20年，人类发展速度又明显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一方面是人类发展速度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是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提高，反映了中国人类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均衡性。

　　　而这与我们追求“增长优先”的战略极其相关，片面地以为快速增长可以自动消除贫困、保护环境，只要蛋糕做大，人民就会满意。但是，没有相应的人类发展是片面的发展，这有赖于政府制定合理的兼顾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的政策。

　　　《南风窗》：我国人口庞大，在追求人类发展的道路上脚步格外沉重。

　　　胡：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与相对紧缺的自然资源、资本资源和技术资源的矛盾将长期存在，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应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愈是自然资源紧缺，愈是要进行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愈是资金严重短缺，愈是要人力资本投资；愈是经济落后，愈是要发展教育科技。中国的治国方针应当是“教育立国”、“科学立国”，舍此别无他途。

　　　我们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宗旨，投资于人民，其目标是增强人们的各种发展能力，增强他们的发展机会。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是增加国民财富的主要途径，也是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优先战略。

　　　需要一场“解放农民”的制度革命

　　　《南风窗》：那么，该如何协调发展呢？

　　胡：无论人均收入，还是人口公共服务水平，中国在全世界也是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2000年农村人口人均税费比率为3.0%，实际比率为5%，而城镇人口实际人均税率为0.58%。这种不公平、不公正的制度本身就严重地限制农民人身自由、妨碍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阻碍农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是束缚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体制性障碍。

　　　这种“一国两制”的体制性障碍必须消除，要加速城镇化进程，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中国需要一场“解放农民”的制度革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局面。

　　　在地区协调发展方面，中国存在两大差距，一是“东西差距”，二是“南北差距”。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决策，是政府提出的比较完整的地区协调发展战略。接下来，需要进一步加快建立统一、公平的国内市场，促进各种要素自由流动，特别是劳动力要素流动。加快城镇化进程，使其人口比重超过农村人口比重，中国则有可能既缩小城乡差距，又缩小地区差距。

　　　确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双轮驱动”，政府的发展计划要突出社会发展事业的重要地位。目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社会事业发展内容和措施明显少于经济发展的内容和措施。今后应把社会发展放在与经济发展同等优先的位置上，提出旨在缩小地区社会发展差距的公共政策，实现全国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我们改革的目标不仅仅是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体系，还要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部含义。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社会分化、社会矛盾冲突、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亟需发挥政府的基本职能，为全体公民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在就业环节，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97年中国劳动力数量占世界总量的26.2%，而资本资源占世界总量不足4%。这就决定了中国应当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决定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应当成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

　　　在环境保护领域，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最近发表的《2002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绿色发展，必选之路》，首次提出在中国应当选择绿色发展之路。所谓绿色发展之路就是强调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统一与协调，即更加积极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南风窗》：国内外媒体都注意到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亲民”形象，重视协调发展，以人为本。

　　　胡：重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是本届政府的重要思路和特点。温家宝总理上任之初就提出了本届政府协调发展的“24字”施政方针：城乡协调、东西互动、内外交流、上下结合、远近兼顾、松紧适度。

　　　只有经济增长而无社会发展，或者只有收入增长而无增进健康，都是“蹩脚”的发展，社会发展将成为发展的中心目标和重中之重。这包括为人民创造就业岗位，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障，为人们提供基础教育、终身学习、灵活学习机会，为人们提供公共卫生和医疗健康服务，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态环境。-

　　　(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万联证券特约岭南财经论坛”对本次采访的支持)

　　　链接：

　　　胡鞍钢:中国五大挑战

　　　一、城乡差距。

　　　据统计，2002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相对差距为3.1倍，若包括政府对城镇居民的暗补，实际差距更大。在公共服务差距方面，城里的教育经费投资是政府支出为主，农村是农民自己投入为主。农村地区小学和中学危房率分别高达8.1%和6.0%；有半数以上的农村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西部地区还有327个县没有普及9年义务教育，其中60多个县还没有普及小学教育。

　　　城乡居民公共卫生资源分布差异甚大。1980年农村床位数占全国总数约为40%，1995年下降为27.6%。农村医院床位仍维持不足80万张的水平，而乡村人口净增7000万人；全国人口医疗保险覆盖率为20%，约有10亿人没有医疗保险，其中农村约有7868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农村还有近1亿人口没有获得医疗服务，3000多万贫困人口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服务；1亿多人喝不上洁净水；近8%的婴幼儿没有享受免疫接种。

　　　二、地区差距。

　　　中国是世界上地区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从人均总国民收入看，上海、北京相当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是天津、浙江、广东、福建、江苏、辽宁；第三世界像山东等地区；第四世界大部分就是中西部地区。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

　　　尽管中国提前实现了2000年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翻两番的经济增长目标，但是却没有能够如期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重要社会发展目标。政府对公共教育支出、基础设施和扶贫在内的公共支出投入严重不足，其占GDP比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四、资源环境与发展不协调。

　　　我国资源总量大，但人均占有量少，资源相对紧缺，水、石油、金属矿石等资源供给形势日益严峻。

　　　中国既是世界上的能源消耗大国，又是世界上的污染排放大国。中国能源消费按目前的趋势增长下去，将在21世纪上半叶成为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生态环境问题造成的损失，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1995年已达1875亿元，占当年GDP的3.27%。

　　　五、经济与就业增长不协调。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大体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1989年第一个阶段属于高经济增长与高就业增长；由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走了一条资本密集和资本深化的工业化道路，全国少创造就业在2.5～3.3亿人之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规模结构调整形成“下岗洪水”，“转型贫困”人口迅速增长。失业不仅使生产力浪费，还造成收入减少和精神的打击，引起疾病的增加和死亡率的提高；持续的失业会造成对社会秩序的公平产生怀疑和不信任、甚至导致犯罪。严重的失业还会造成公共权威的削弱、合法性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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