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忍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用到官场也颇为恰当：好官有其共性，坏官各有坏法。

　　坏官有四种，一曰庸，二曰贪，三曰昏，四曰昏且贪。其危害依次递增。长期以来，贪官成为过街老鼠，而昏官似乎还逍遥于口诛笔伐之外。其实，从各方面看，昏官比贪官更可怕。

　　“GDP牛皮”下的“大手笔”

　　昏官之为“昏”，利令智昏是也。这里的“利”，包括“利益”和“功名”，而追求功名的背后，则是向上爬的冲动。官员追求升迁的动机本无可厚非：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嘛！问题只在于怎么个爬法。爱财应取之有道，无道者是为贪官；求名亦应谋之有道，无道者即为昏官了。

　　谋名无道主要在决策。从决策者角度找原因，政策失误无怪乎三种情况：“背”、“愚”、“昏”。“背”者时运不济也，运气不佳，源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愚”者本事不济也，主观上不乏审慎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无奈肚子里的“水”太少，所以常常算错了盘，看走了眼，导致决策失误；“昏”官大多信奉“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信条，决策好大喜功，不循定规，不顾起码的理智和常识，知其不可而为之。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的行为颇为典型。在制定“九五”计划时，他根本不考虑实际情况与经济发展水平，主要依“政治需要”制定发展目标。阜阳市计委一开始提出了GDP增长13%。但这个数字被认为“太低”，“不符合政治需要”，计委无奈调到15%，但仍达不到王的期望。计委只好第三次调整，从15%提到18%，但再次遭到否决。最后，在和计委“讨价还价”之后，王怀忠作了让步，把阜阳“九五”期间经济平均增长目标定为22%（不是他理想的28%）。实际情况如何呢？挤出水分后，阜阳“九五”期间GDP实际增长率为年均4.7%。回过头看，王怀忠相信能实现22%的目标吗？恐怕他自己都不相信。当决策者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堂而皇之成为政策时，那就只有用“昏”字来解释了。

　　牛皮吹大了，当然得硬着头皮撑下去，支撑“GDP牛皮”的往往是“大手笔”，于是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就顺理成章了。王怀忠“好大”在阜阳人人尽知。那几年，“大”字几乎是口号、标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构建工业大走廊、营造外贸大都市”，“十大农业舰队，五大农业工程”等等，仿佛重新回到了“大跃进”时代。20世纪90年代初，王怀忠提出了将阜阳建成淮北大都市的设想，与之相匹配的是“大机场”计划，目的在于提升阜阳的“国际形象”。他向安徽省民航局提出，保证上座率在60%以上，如果客源不足由阜阳地方财政补贴。有人算了一笔账，机场如果启动，阜阳财政每年将要补贴700万元以上，以阜阳连工资都发不起的财力，如何可行？然而可笑的是，一直到飞机场扩建完毕，王怀忠连可行性报告都没有看几页。与大机场相媲美的是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的计划，里面养千只老虎万头巨鳄。王怀忠在没有规划设计甚至没有一个成熟思路的情况下，圈地数百亩，发动数万干部、教师、学生去做开挖“龙潭虎穴”的义务劳动，毁了不少良田，工程历时3年，耗资千万，最终半途而费。

　　昏官的大致轮廓

　　竭泽而渔、劳民伤财当然会引起民怨，于是瞒上欺下就成为昏官的又一个必然特性。王怀忠决定开挖龙潭虎穴毁了不少良田，被占土地的村民们成群结队前往市委市政府上访请愿，王允诺给村民赔偿，到现在也没有兑现。从决策的草率程度看，也许他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兑现的问题。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失信算个什么，违法也在所不惜。于是就出现了另外一幕：1995年飞机场扩建工程正式动工，阜阳市的政府工作人员、教师、农民每人被摊派了数百元的机场建设费。从当年起，阜阳市委市政府开始下达硬性财政收入指标，某乡镇曾经发生过一起乡长带枪强收提留款打死村民的事件，而王对此不闻不问。

　　寅吃卯粮也好，劳民伤财也罢，无奈当地的基础实在支撑不了大牛皮，最后只能在数字上做文章了。于是，无中生有，在数字上玩点金术，就成为昏官的另一绝招和共性。在任亳县县委书记的时候，有一年亳县向安徽省上报乡镇企业的产值，当时全县乡镇企业产值只有几千万，但王怀忠大笔一挥，上报材料上产值就变成了几个亿。这个“成绩”很快成了安徽省的典型。王怀忠造假到极致的是，有一年阜阳市上报的财政收入竟达400多亿，而在涡阳县则出现了纳税人为秦始皇、克林顿、叶利钦等古今中外政要名人的假纳税发票。

　　至此，我们对昏官的“生相”应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好大喜功图增长，吹牛皮；用“大手笔”支撑大牛皮，借政绩工程造势，劳民伤财吃子孙后代，而决策上又极为草率；瞒上欺下，一意孤行，目无党纪国法；无中生有，数字游戏，弄虚作假造英雄。

　　政绩虚假，好处一点不假

　　昏官此时比贪官更可怕，首先在于昏官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胡长清贪污受贿600万，成克杰1000多万，肖作兴2000万，在贪官中算得上登峰造极了。然而，与王怀忠“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相比，区区几千万显得不足挂齿。从1995年动工到1998年完成，阜阳机场耗资从预计的6000万追加到3.2亿。结果怎样呢？2002年阜阳机场旅客吞吐量一共为920人次，每条航线的年度财政补贴高达400万元，加上190多名员工的工资和庞大的运转、折旧费用，徒有其表的“大机场”成了地方财政的沉重包袱。据估计，王的一系列“政绩工程”使阜阳到期财政负债达20多亿元，相当于目前财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阜阳未来10年的财力。结果，从1995年到2000年6年间，阜阳GDP同比没有任何增长。“王肖（作兴）时代”结束后的2002年，阜阳经济首次出现增长，增幅为4.1%。

　　昏官此处比贪官更可怕，还在于昏官的腐蚀效应具有全方位性。贪官和昏官都会改变当地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在贪官治下，“要想当官就要花钱，当上官就要搞更多的钱，有了更多的钱就能当更大的官”。可恶是可恶，但还限于贪官“治下”：我不在阜阳，想升官也犯不着给阜阳的王书记送钱。换言之，贪官的腐蚀效应主要是向下的，即便免不了对个把上级也孝敬孝敬，顶多也就是垂直辐射而已。昏官可就不同了。说王怀忠“昏”当然只是从黎民百姓的立场来说的。换个角度看，王怀中不但不“昏”，而且还聪明绝顶。王被誉为官界“奇才”，为了往上爬而频出“昏招”其实并无新奇之处，奇就奇在他的招数特灵验，政绩虽然虚假，给王怀忠带来的好处可一点不假：1993年当上阜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后，两年之内就升任地委书记（次年撤地改市后成为市委书记），而当上市委书记仅3年之后又一下成为安徽省的副省长，平均两年多升一次官。“王怀忠现象”给他的下级、同级甚至高一级别的官员传达了什么信息呢？

　　昏官最可怕之处，莫过于大家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可怕。毒鼠强之可怕，在于有剧毒而无味。昏官较之尤甚：不仅无味，而且往往会被冠之以“香”—用王怀忠恩师的话说，这叫“有开拓精神”。王有贪的一面，更有昏的一面，他栽在“贪”字上，但假如他不腐不贪呢？会不会继续“开拓”着，继续升迁着，继续向上下左右示范着，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昏官之祸甚于贪官，就在于人们往往把发昏当作开拓精神热烈拥抱—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吗？

　　如此“基本原理” 所以说，贪官要打击，昏官也要打击。解决的根本之道，还在于铲除滋生贪官和昏官的土壤。别看王怀忠文化不高，但他对我们的干部体制研究得很深，“甚至比很多从事干部体制研究的干部研究得还深”。何以见得？王很早就明白了一条最基本的原理，现行的干部体制，实际上是上面说了算，一把手说了算，“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

　　近年来，各地组织部门在干部选拔中不断出台新的制度和规定，强化民意测验，但为什么没有能阻止张二江、马向东、王怀忠之流的亨通官运呢？以笔者愚见，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要敢于动真格，二是精于制度细节的设计。敢动真格就是要强化制度刚性，敢于触及深层次的制度结构问题。精于制度细节设计要求脚踏实地关注技术细节，使制度和规则具有高度的可操作性。如果只是满足甚至津津乐道于号召、大方向、大原则和一些中看并不那么中用的规则，那又与“政绩工程”何异？■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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