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郭宇宽

　　《鹿鼎记》：英雄的终结

　　《南风窗》：古人说“侠以武犯禁”，今天亦有一些知识分子认为武侠小说的精神内涵和现代法制精神相违背，对此，您有何看法？

　　金庸：当初写作时没有太多考虑评论界的观点，主要想争取某种社会影响，为了吸引读者，让普通老百姓也觉得好看。我在小说中力图表现对下层社会的关注，特别是那种远离高高在上的庙堂的生活。

　　《南风窗》：您很谦虚，说是为了“好看”，可我们读您的小说，常常会被打动，不仅仅因为情节生动，更主要是因为小说主人公的高洁人格和理想主义的追求，这想必也寄托了您的怀抱。

　　金庸：是的，我一直敬佩历史上那些舍生取义、坚持理想的英雄。他们非常执著地追求信义，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遗憾的是自己有时候也做不到，为此我常感喟，现在这种人太少了。但我希望大家能通过我的作品感受到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些值得我们向往的人物。所以我创造的是一个现实中不大可能的世界，既是安慰自己，也是发怀古之幽思，传达中国人灵魂中曾经有过的美好情怀。

　　《南风窗》：有很多读者对您封笔都感到遗憾，还有人觉得好奇，您的作品中塑造了这么多顶天立地的人物，让人荡气回肠，可为什么在炉火纯青的封笔之作中却塑造了韦小宝这样一个有些猥琐的形象，他一般在对自己没有太大伤害的情况下才讲一点义气，又能在官场、生活里左右逢源，这是否出于你对民族性的悲观看法？

　　金庸：我生活在香港，每天接触到很多同胞，他们物欲很强烈，没有信念和原则，整天吃喝嫖赌，不正经做事，说话不算数，讲一套做一套，有好处就投机，当然也不是没有可爱的一面。

　　我常想，我们中国男人是不是骨子里就是这样？我有些担心，我写韦小宝实际上是要揭露这种人，是否定的，有反思批判的意思，不是要大家去学。但是我没有把他塑造得很丑陋，很倒霉，让大家一看就讨厌，因为这样就没有意思了。

　　悲痛，然后《笑傲江湖》

　　《南风窗》：把您各个时期的创作联系起来看，会发现您在国家民族观、道德正义观方面，一直在变化或者说在修正自己，那么您怎样看待自己的早期作品，比如《书剑恩仇录》？

　　金庸：很惭愧，《书剑恩仇录》是我年轻时的作品，老实说有点大汉族主义，以为只有汉族才是正统，杀其他的民族是杀鞑子，好像汉族的好汉才是英雄。还以为正邪是绝对对立的，君子杀小人就是天经地义。这些观念是狭隘的，而在我后来的小说里，都在努力避免这些。

　　《南风窗》：在个人精神领域怀着侠义心肠相对容易，可政治生活常常需要妥协和交易，难以抱着理想主义率性而为，您的作品中，英雄人物最终结局常常不是杀身成仁就是退隐江湖、远离政治。这是您自身精神困境的写照吗？

　　金庸：圆满的人生是很难的，如果参与政治，最起码要讲公道，不能恃强凌弱，要讲是非，谁对，谁不对。掌握力量的人不应当欺压弱小，靠暴力主宰秩序，我时常为那些不幸的人感到难过，对那些欺凌弱小的事非常愤怒。

　　《南风窗》：《笑傲江湖》中有很多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的反思，深刻揭露了政治对人性的异化，不少读者认为是影射“文革”。而据我所知，您在以前各种公开场合都让大家不要朝这方面想，当作巧合。我想请教，这究竟出于怎样的考虑，真的是巧合吗？

　　金庸：我一直持这样的观点：文学要和现实、和政治保持距离，要描写永恒的人性。小说毕竟不是用来讲道理的。写《笑傲江湖》时，正值大陆“文革”期间，香港也很动荡，白天我在报馆办报纸还要写评论，每天从各种途径打听大陆发生的一切，那种最丑陋的事在故土上演，不仅悲痛而且愤怒。晚上坐到书桌前写小说时，总想静下来，但可能我有时会控制不住自己。

　　权力秩序中的个人恩仇

　　《南风窗》：在武侠小说的创作中，除了传统的恩怨情仇发掘到了极致，您对于自由、权力和人性的关系也有很多开创性的深入思考。可是写完了《鹿鼎记》，您突然封笔，是否意味着您无法超越自己？有人说武侠小说已经让金庸写尽了，假设上天再给您时间和激情，您觉得还有什么是需要表达的？

　　金庸：我的小说表现了个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有一点遗憾，就是秩序这个主题我涉及得比较少。一个国家光有自由是不够的，光有秩序也不行，如何处理好社会的秩序和个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一起深思力索。

　　《南风窗》：有一个谜一直使我困惑，想请您回答。我从各方面了解到，您的家庭在大陆解放以后遭到很多磨难，您的父亲查枢卿先生被划为“地主”，遭到“镇压”致死。可是长期以来，您在香港都被视为“亲共人士”，甚至被有些人称作“马基亚维里型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参与《基本法》起草的过程中，更是顶住多方的压力，您是如何走出和超越这段阴影，您的信念是什么？

　　金庸：我父亲是一个和善的人，只是生在这样的家庭，继承了一份家业，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当时听到他的事情，我很难受，在香港痛哭了很久，半年多才恢复过来。但我没有恨那个政权，因为我已充分了解，这是大时代翻天覆地的大动荡，悲剧难以避免。在过去的战乱年代，很多穷人骨肉分离、妻离子散，他们有更多的苦。

　　所以我这些年来一直都很尊重中国共产党，尽管它有过很多过失。这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它让国家强大不再受外国的侵略，改革开放，社会稳定，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这些大方向都是对的。

　　《南风窗》：您现在大学当教授，不写小说而研究历史，令很多人遗憾。那么，您如何看待文化人的安身立命之所？

　　金庸：这些年来一些朋友对我的小说有些过奖了。早年实在工作太忙，作品其实没那么好。我自己想弥补一个遗憾，希望能多读一些书，多研究一点问题。如果说有什么愿望，我盼望我们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老百姓都能有好的生活。■

　　记者印象

　　金庸和他的江湖

　　2003年9月，海内豪俊莫不奔走相告，涌于华山一睹金庸侠范。在形形色色人物的拥簇下，在敲锣打鼓声中，老先生平生第一次登临他多次描写过的华山绝顶 ——当然是借助缆车和滑杆。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围绕在金庸身边的各路豪杰各怀所托，求名逐利者亦如过江之鲫，记者就亲见一位文坛颇有名头的“游侠”，主办方多次推阻还是不请自来，而且多方努力希望坐得离金庸近一些；而一位从80年代就开始为尚“不登大雅之堂”的金庸作品鼓与呼的文学理论界前辈，却被挤得连和金庸说两句话的机会都没有。更多场合下，金庸名义上是主角儿，实际上是众人的背景、道具和新闻素材。对此老先生应当心知肚明，但他一概应酬如仪、礼数不缺，甚至有些明显地屈己从人，面对不同对象，在不同场合说些相互矛盾的话，尽可能让大家都舒服，也许是江湖使人无法坚持自己。金庸曾说过自己最崇拜陶朱公范蠡，人们只知道范蠡携西施退隐又富甲天下的趁兴逍遥，却忽略了其实每一次对权力和诱惑的抗拒都需要经过精确的掂量算计。

　　1962年前后，受“大跃进”影响，大陆饥民涌向香港这片富足的弹丸之地，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逃亡潮”。《明报》倾力报道、评论，遂声名大噪，发行量倍增。而金庸的政论充分体现“政治现实主义”色彩，也从客观上迎合了香港岛民生怕大陆灾民拖累富足安定生活同时又要寻求良心安慰的心态。事隔多年，金庸一直不愿将当初为报纸撰写的时评结集出版，理由是“那没有什么意义”。

　　金庸不仅是一个文人更是一个江湖客，几十年来，他以圆融的政治智慧周旋于大陆、台湾、香港本土和港英等多方政治势力之间，得到“各门各派”的认可，这才是真实的江湖。那15部苦心孤诣的皇皇大作，不妨当作是他“于无人处拍遍阑干”。

　　在每个镜头前，金庸的笑容都如雏菊般灿烂。采访时，记者无意中近距离看见休息室内，摄像机和闪光灯没有对准他的间歇，老人的神色竟是疲倦落寞。记者忽然感觉：他的那种微笑更近乎历尽世事打磨的应对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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