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2月1日电(记者吴晶常爱玲)第一次从网上搜索到“红树林”，得知它是由艾滋病人发起的公益组织，负责人叫李想。预料或会被拒绝的采访请求仅用5分钟就被应允，地点在北京佑安医院艾滋病房。

　　去医院的路上，司机说：你们两个姑娘敢来这儿？！我们没有回答，掩饰着内心的忐忑。站在病房门口，我们不约而同地对视：“准备好了吗？”

　　坐在“红树林”办公室，我们猜测着每一个进出者的身份，直到李想坦陈：我就是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短短几分钟，我们就和曾经产生各种联想的群体近在咫尺。本在预料中的尴尬被他用镇定自若的微笑打破，甚至打乱了早已程序化的提问。

　　小小工作间内，李想的助手们都在紧张地忙碌着，2个小时的采访不时被电话和旁人的询问打断。这个年仅27岁的青年意气风发，从他打电话的语速和密密麻麻的日程就可以知道他是在超负荷地工作。

　　采访注定要刨根究底：你是如何感染的？何时感染的？李想的眼神虽不曾有丝毫游移，但答案必定是残酷的：上高中时的一次生病输血，粉碎了这个“文学青年”所有的梦想。

　　李想是我们的同龄人，没有经历过战争或物质匮乏的岁月，却对肉体和精神的苦难异常敏感。正常的人能否想象：一种疾病日积月累、聚沙成塔地侵蚀你的肉体，消磨你的精神，并让你随时都可能因疏忽大意而“形神俱灭”。恰似我们如果每天必丢一件东西，那么挫败感会有多强！

　　然而在他精瘦的身体里，你却看到坚硬得不必遮掩的意志，甚至是对把握生命过于自信的张扬。这种特质可以在“红树林”每个忙碌的身影上看到，其强大远远超过艾滋病可以剥夺的能量。如果真有人定胜天的法则，生命的黑客遇到他们只能不战而亡。

　　李想一直盘算着最浪漫的事：娶到心爱的姑娘，甚至还可以要个孩子。我们不禁感叹：人生是否总要输赢相抵？否则为何他的脸上写满知足常乐的智慧？惟愿奇迹降临在这些不甘早早退场的人身上。

　　在李想的引领下，我们见到了他的挚友——艾滋病房护士长福燕，参观了中国第一家艾滋病公益组织——“爱心家园”，结识了一群稚气未脱的小护士。医务人员必须承担的辛劳，对这群护士来说是只多不少；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委屈，也被她们一一笑纳。

　　剥去神秘的外衣，她们每人都不乏平凡的故事。福燕的孩子想吃妈妈做的饭，小护士的父母要和她断绝家庭关系。零敲碎打的家长里短背后，都是人道主义的无私奉献和救死扶伤的职业操守。她们代病人承担着外界的压力和社会的偏见，她们与病人共同承担的是生与死之间漫长的煎熬。

　　人们往往这样形容爱情：失去才知道它的宝贵。可福燕却有更深的理解。当她被带病毒的针头误伤手指，当她被防治药物折磨得“五脏俱焚”，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珍爱生命和健康。

　　福燕很多次用“阳光”形容李想：“从他身上，我学会了保持健康平和的心态。”在她倡议下，艾滋病人都搬进了向阳的病房。只要是晴天，阳光可从窗口一直晒进长长的走廊，眷顾到每个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人。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谈艾色变”转向“同情和支持”，“红树林”和“爱心家园”也渐成规模，但问题也着实令人挠头：很多志愿者新鲜劲儿一过就一走了之；社会各界的关注也多在艾滋病日的前后，而这应是一件常抓不懈的工作。

　　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最新统计，今年世界新感染的人数已达500万，有300万人已死于艾滋病，为历史新高。中国也有84万感染者。而零点调查公司的调查显示，中国有近19％的人没有听说过艾滋病，只有13．4％的被调查者知道全部的艾滋病传播途径。

　　敲响了世纪的警钟，先知者们继续为艾滋病人的权益振臂高呼：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对待艾滋病的问题上，我们不能进行道德评判，也不能拒绝面对令人不愉快的现实，更不能羞辱感染者，把责任全部归咎于他们。

　　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会长、中科院院士曾毅：对于中国政府和人民来说，艾滋病防治已成当务之急。

　　鸡尾酒疗法创始人何大一：我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艾滋病的解决，期待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场全人类的战斗中。

　　福燕：每个生命都是有尊严的。破除歧见，艾滋病人将勇敢地融入阳光下的生活。

　　李想：如果艾滋病能在一夜之间被攻克，“红树林”将变为帮助弱势群体的组织，因为社会的不平衡总会存在。

　　记得今年“两会”时一位同行曾说：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已紧紧地附着于国家和时代的滚滚车轮。所以我们无权自私、自恋或自闭。

　　与“红树林”和“爱心家园”的人们握别时，我们冲动地想加入到志愿者的行列。然而当我们更急切地拿起纸和笔，才发现：尽些份内之力或是最好的选择。（完）（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