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12月1日消息：就在城市中产阶层人数不断增加的同时，另一个战栗着的人群也在飞速膨胀,他们就在华丽的写字楼和停车场的四周不安地涌动

7月3日，《瞭望东方》记者在武汉市武胜路劳动力市场第一次见到这个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杰尼亚和范思哲为何物的中国青年。彭红平肩扛破破烂烂的几件行李，腋夹一张晚上在路边睡觉用的草席，像逃荒一样满脸迷茫地游荡在这座不属于他的大城市。

后来才知道，他当时身上只有3角钱，已经两天没有吃饱饭了。

在此之前，彭红平给房县私营建筑老板张志华打工，当时在劳务市场讲好的报酬是每天25元，彭红平一共干了37天，应得工钱925元，但老板断断续续只给了他200元。一个多月的辛苦劳作，彭红平的所得只相当于都市白领在哈根达斯吃一餐的花费。

6月20日，彭红平在工地拆房时手被砸伤，鲜血淋漓。张志华给了他5元钱包扎费，就把他辞退了。走投无路的彭红平为要回剩余的700元钱，在张志华患病住院时给他端屎端尿，但最后仍是一无所获。

虫子一样活在城市最下层

虽然白领们常说国王与乞丐的苦乐总量是一样的，但是，被人忽视并鄙夷的却总是乞丐的苦乐。

7月3日至10月24日，《瞭望东方》记者对湖北农民工彭红平进行了持续115天的跟踪采访。在这115天中，他有工作的日子只有45天，睡马路的日子有68天，吃不饱饭的日子有70多天，生病2次，被偷1次，被打2次，被骗3次，自杀未遂1次，无钱买票回家3次。3个多月一共只拿到现钱415元。

彭红平是湖北省仙桃市九合垸农场老巷组农民，今年28岁。1992年，不满18岁的彭红平就离开家乡到武汉打工养家。

记者多次在深夜和凌晨时分来到彭红平栖身的武汉市集贤巷附近，找到了正在沉睡的彭红平。他有时睡在马路边，有时躺在门檐下，有时横在过道里。7月6日凌晨，记者叫醒正在马路边沉睡的彭红平，他当时正患重感冒，高烧不退，浑身酸痛无力，满嘴水泡。

记者掏出20元钱，叮嘱他天亮后赶快去看病。但他舍不得花钱吃饭，也舍不得看病，一直强撑到7月7日晚9点多，才到一个小诊所打了一针，花去18元；晚上用仅剩的2元钱住了一晚店。

彭红平说：我妈60多岁了，双眼患白内障快瞎了，还得摸索着捡破烂换饭吃。去年我成了家，可媳妇嫌我穷跑了，至今没有音讯。有人告诉我，她到外地站马路去了（在马路上拉客卖淫）。现在妈妈生病无钱治，哥哥姐姐怕我向他们借钱都躲着我。我在城里打工十来年，不怕吃苦受累，就想过上好日子。可现在家不像家，亲不成亲。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7月和8月是武汉最为难熬的酷暑季节。彭红平先后为5个建筑老板工作，结果只拿到30元钱。7月8日下午，武汉蔡甸区一个姓余的建筑老板让彭红平到汉阳区升关渡的建筑工地和泥，讲好一天工钱20元。筛沙、担水、搅拌只有他一个人，要供6个大师傅用泥。当时彭红平感冒未愈，动作稍一缓慢，老板就在一旁喝骂。彭红平说，苦等苦盼这么多天总算有了工作，不会再挨饿了，苦也好，累也好，挨骂受气都得忍着。干了整整一天，老板说他干活慢、不下力，一分钱没给就把他辞了。

7月17日，他到一家工地背沙袋，75公斤重的沙袋从地面背到二楼，他连续背了200来袋，累得胸口疼痛难忍，在地上翻滚，双手把胸前抓得鲜血淋漓。老板怕担责任在一旁不闻不问。彭红平说：我最后痛得吃刀片自杀，多亏老乡及时把我送到医院才保住了命。

在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骗后，彭红平情绪十分低落，多次产生自杀念头。后来，他用记者资助的180元钱买了辆人力板车，每天夜里到汉正街拉货，一共拉了6天，挣了300多元。他很兴奋，计划着这样干下去。谁知后来碰到了交警，说他是占道经营，把板车没收了。此后，彭红平天天守在劳务市场等活干，中间虽然也到江汉二桥、白沙洲大桥等地给3个老板做工，却没有拿到一分钱。

8月30日，一个姓朱的老板到劳务市场招工，说到新疆的一家大理石厂工作，每月包吃包住1000元。彭红平就随他去了。他说：每天要干12小时的活儿，天气冷得很，我带的衣服少，老板又不借钱买棉衣，强撑着干满一个月。谁知到结账时，老板只给了300元现钱。可从新疆到武汉的火车票就要370元。我们求爷爷告奶奶，也凑不够回家的路费，最后只得买了张短途票，在10月6日早上逃票回到了武汉。接着就到劳务市场找工作，没想到辛辛苦苦省下的227元钱，一到劳务市场就被偷光了。

10月17号，彭红平到家乡仙桃市杨林尾镇一个私人老板的厂里清洗编织袋。老板让他白天干五六个小时，夜里干八九个小时，他干了3天就累得受不了，共清洗了4吨编织袋，老板最后只给了他30元钱。

在记者跟踪采访的115天中，彭红平共为11个老板打过工，但没有一个老板与他签订过用工合同，也没有一个老板真正兑现在劳务市场上的承诺。

彭红平说，10年前刚出来打工的时候，活儿比现在好找，老板一般也不拖欠工钱。现在找活儿的人多了，雇工的人少了。没日没夜累死累活，到头来挣的多是阎王债，连个讲理的地方都没有。

彭红平没有像一些打工者那样去抢窃、去杀人。他继续默默地挣扎着，在城市白领困惑的目光下穿行而过。错就错在我生错了地方

10月21日，彭红平又回到了武汉。由于身无分文，他只得从附近打工的哥哥那里借了根扁担，加入到汉正街上本已饱和的扁担大军中。

彭红平进退两难。从去年到现在，他没有挣到钱。春节前，他趁着买东西的人多，到汉正街上挑了几天扁担，才凑够回家过年的路费。可现在连挑扁担都很难干，街上经常有混混向他要饭钱。他没加入扁担帮。挑扁担就等于抢了其他扁担的饭碗，他因此要时时提防着扁担帮的报复。

彭红平说，黑中介、黑老板、黑社会是进城农民工最怕的3件事。如果有个好的职业介绍环境，有遵纪守法的老板，出了力就能拿到工钱，农民工的生活就不会这样惨。

彭红平说：家里的责任田都被村干部收回后转包出去了。现在想得最多的，就是怎么才能要回自己的责任田。如果家里有田种，再也不想回城里打工了。种地苦归苦，但总比在城里挨饿受气强。

看到城里那些吃穿都很好的、像我一般年龄大的年轻人，觉得很羡慕。错就错在我生错了地方。他说。

中国社科院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专家娄伟博士说：目前全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9400万人，像彭红平这样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都市游民不在少数。对他们不但缺乏救助，更缺乏了解。他们长期处于管理失控、心态失衡、举止失常的状态，他们的生活质量已经关系到中产阶层的生活质量。这个巨大的社会隐患，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温家宝:

我本人到过全国1800多个县，可以说中国最穷困的地方我都到过。我深知中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你可以看到，东部地区、一些大城市，有很多高楼大厦。而在一些农村，农民还住在茅草房里，还在用牛耕种。中国还有3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我们新一届领导通过抗击SARS这场疾病，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注意协调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就如同一个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样，一定会跌跤的。一个国家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也会跌跤的。

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措施

一、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稳定并完善这一制度，是保障农民生计和农村稳定的关键。

二、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多数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低迷，农业市场化、组织化程度低，竞争力差，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三、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四、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既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积极拓展农村就业空间，又要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户籍管理上要相应进行必要改革。

中国80％以上的自杀者是农民

据媒体报道，中国每年大约有28.7万人自杀，至少有200万人自杀未遂。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尤以农村年轻女性最高。农药是主要的自杀工具，58％的自杀死亡者是服用农药而且难以成功抢救。有28％的自杀者从未上过学。有1/3的自杀死亡者没有精神疾病。农民几乎所有的自杀都源于极端绝望。爱惜生命是人生在世最起码的选择，大量的农民选择自杀，无疑折射出了农民阶层的艰难处境。在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研究报告》中，农业劳动者阶层名列第九，仅仅位于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