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血友病人的艾滋之痛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02日16:58 青年参考

　　本报特约记者朱雨晨发自上海

　　每年的12月1日，中国血友病协会副会长孔德麟将和那些活着的血友病人一起，悼念那些死于艾滋病的病友。 ——处于输血“上游”的河南卖血农民在艾滋病的魔爪下苦难，这几年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关注，然而，同样没有被艾滋病魔放过的“下游”血友病患者的挣扎，却很少有人知道。

　　病毒机理和条例黑洞

　　　　目前的研究表明，感染了HIV（艾滋病病毒）和丙肝病毒之后，一个正常人在最初的三个月里一切指标依然正常（这段时间被称为“窗口期”），他们的血液能够通过检测而进行献血或者卖血。因此，对生产血制品的血液必须经过病毒灭活，杀死HIV和丙肝等病毒。

　　　这也是“拜尔八因子”一案发生的原因。1984年以前，由于当时对于艾滋病病毒研究的不足，拜尔等公司生产的凝血第八因子（以下简称八因子）都没有经历高温灭活，造成了全球数以千计血友病病人感染艾滋病的惨剧。（血友病是一种遗传疾病，一般仅发作于男性。血友病人血液中的凝血因子非常低，症状是容易出血，出血时必须输血或使用以血浆为原料生产生产的凝血因子止血。被血友病人最广泛使用的凝血第八因子，就是通过新鲜血液的某些凝血物质提炼、加工生产而成。）

　　　　1985年以后，拜尔等跨国生物制药公司在八因子等血制品的生产流程中，加入了高温病毒灭活，或者化学病毒灭活程序。此后开始使用拜尔八因子的血友病人，至今没有一例感染艾滋病和丙肝。

　　　　但在中国，这一切姗姗来迟。

　　　　1987年，中国国家卫生部，海关，外交部联合发文禁止进口国外血制品（白蛋白除外，因为它的生产过程中一直有高温灭活环节，记者注）。事实上，此时国外血制品都经过了高温灭活，为安全产品。

　　　　从此，除非冒巨大危险进行走私，国内血友病人能够使用的只有我国生产的未经病毒灭活的八因子。而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生制所）的八因子是这个市场的垄断产品。

　　　　直到1989年实施的《上海市艾滋病监测管理实施办法》中，还只是规定，血液和血液制品必须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监测（但不是灭活，因此可能产生窗口期问题，记者注）。

　　　　1995年3月8日，河南发现了本省第一例艾滋病病例，是一个卖血的农民。从此，河南因卖血艾滋病大面积蔓延的问题浮出水面。数位熟知内情的业内人士向记者证实，上海生制所的血浆原料就是来自河南。

　　　　1995年7月，卫生部紧急发布第55号文件，禁止国内生产销售和使用未经病毒灭活的血制品。上海生制所的八因子从此停产。

　　　　此时距离国外开始病毒灭活，足足晚了十年。惨剧已经开始。

　　到底有多少感染者？

　　　 1998年，上海市民吴忠泽的儿子，一位年仅13岁的血友病人被发现感染了HIV和丙肝病毒。他死于2000年，此后上海陆续发现了54名感染HIV和丙肝的血友病人。

　　　　他们的病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他们都在1994年至1995年使用过上海生制所生产的八因子；第二，除了艾滋病，这些血友病人都无一例外地感染了丙肝，少数人还有乙肝；第三，家属中没有艾滋病人（只有一个血友病患者后来传染给妻子，妻子通过母婴方式传染给孩子），因此可以排除性交或者母婴方式的家庭内病毒来源。

　　　　几位病友告诉记者，他们曾经亲耳听到上海生制所一位负责人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产到1995年停产，生制所的八因子共向全国销售20多万瓶，客户近万人。”

　　　　中国血友病协会的几个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在全国15个省市中发现感染HIV病毒的血友病人，北到黑龙江，南至广东。“已经能够确定将近100名，而被丙肝病毒感染的病人肯定将更多。”孔德麟说。

　　　　作为血友病人，孔德麟很幸运地逃脱了HIV，但是没能躲开丙肝的攻击。

　　　　今年9月中旬，记者曾和病友们一起到上海生制所，协商治疗丙肝的干扰素费用问题。生制所官员问起记者的身份时，病人们告之为：“新发现的病人家属”。对方没有任何怀疑就开始说其他问题。显然，使用八因子而感染上艾滋病丙肝的病人数目还是一个未知数。

　　到目前为止，没有直接证据显示上海生制所生产的所有八因子里，都有HIV和丙肝病毒。但是从逆向的逻辑角度来推导，结果就令人震惊。

　　1995年上海生制所停产八因子之后，上海莱士血制品公司开始生产经过病毒灭活的八因子。此后出生和被发现的血友病人，都使用了后者的八因子。这些病人到目前为止无一例感染HIV和丙肝病毒。

　　　　据孔德麟个人统计，使用过生制所八因子的上海血友病人里，HIV病毒感染率为80％，丙肝病毒感染率为99％，少数还有乙肝病毒。这些病人中，有好几位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大可能通过性交途径感染HIV病毒。多数病人除了八因子以外从来没有使用过其它血制品或者是曾经输血。

　　　　而且，“丙肝病毒有好几个型号。我们这些病人就可以开一个丙肝博物馆，至少有五六种，基本收集齐全了丙肝的类型。所以上海生制所生产的八因子，恐怕好几个批号都有问题。”一位病人苦笑着说。

　　　　还有大量病人由于恐惧，一直不敢做检查。“我们现在发现一个血友病人就问他的用药史，如果用过上海生制所的八因子，我们就会催他去检查。”孔德麟等协会会员说。

　　　　“这些血友病人通过血制品被感染艾滋病的机理，和输血感染是一模一样”——数位专业医生对记者说。

　　违法销售和管理责任

　　　　一位病人向记者出示一份文件，是1995年7月29日卫生部直接传真给上海生制所的55号文的复印件，后面还有从所长、书记到生产、销售等各部门负责人审阅后的签字。这份文件是上海生制所为了证明生产的合法性，而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

　　　　但1995年7月之后，那些未经灭活的八因子还在出售，有病人们手中的数十张发票为证。这些八因子的销售渠道非常简单，都是从上海生制所的经营部流出，病人从那里直接购买或是邮购，少部分进入医院。　　 “允许上海生制所生产这样的药，可以说不违法，那是当时条例的问题。但他们继续销售绝对是违法的。根据1995年的55号文，这些八因子的药政批号就没有了，没有批号的药算什么？是假药啊。”那位病人气愤地说。　　 “上海市卫生局对此也有附带责任。” 来自湖南的康先生说，“首先是55号文于1995年7月下发之后，直到当年11月，卫生局才将此文转发给上海生制所。其次，上海生制所生产八因子等生物药品，上海卫生局必须每年经过审核之后给其换发《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卫生局的监察责任体现在哪里？” 康先生使用上海生制所的八因子多年，身上有HIV、丙肝和乙肝三种病毒。他到上海市卫生局申诉，被告之：“我们只管医疗服务，没有职责出钱给你们治理。”

　　　　一直到他拿出了那张《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卫生局官员才不作声，但是马上又大声说：“好了，你既然知道我们有错，那你们去告啊。照我们的话来说，上海生制所是罪有应得，他们是罪魁祸首,就是要让他们赔。”

　　谁都没有错

　　上海的吴忠泽父子先后作为原告将上海生制所等责任部门告上法院。但是鉴于“（本案）涉及到使用血液制品而产生的赔偿问题，因现法律法规对此类纠纷的处理未有明确规定，需待上级法院研究后再作处理……”，上海长宁区法院于2001年2月中止了审判。

　　此后又有感染艾滋病和丙肝的血友病人走进法院，但是一审判决中却说：“原告血友病人没有错，被告上海生制所等也没有错……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一次性补偿原告人民币10万元。”对此，绝大多数病人和家属们都表示无法接受：“如果谁都没有错，我们怎么会得艾滋病呢？我们的一条命就只值10万块钱？我们都是一家被毁了的啊！”

　　这些病人大都提起上诉，但是二审只在2002年10月开庭一次，就再没有下文。

　　今年10月27日，吴忠泽的案子终于一审宣判，结果和其他病人一样，给予10万元的补助。吴忠泽立即表示不服：“这官司我打到底了，只要中国还有讲理的地方。”

　　从今年开始，上海长宁法院已经拒绝受理其他血友病人的起诉。鉴于上海生制所的司法管辖地为上海市长宁区，等于是司法解决的大门对大部分病友关上了。

　　有律师认为，虽然血友病人在使用血制品治疗之前，其艾滋病状况现在无法查证，但是举证责任在被告方，即上海生制所。如果上海生制所无法证明，血友病人在使用八因子之前就有艾滋病，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血友病人感染上艾滋病，那么作为制药方，生产了可能导致病人患上艾滋病和丙肝的药品，他们的法律主张就不能够得到支持，必须赔偿。“拜尔八因子”一案中，最后的责任就是这样确定的。

　　而吴忠泽告诉记者：“上海生制所的所长和党委书记都接待过我们，说他们没法子。只要上面点头，判多少他们都赔，哪怕是研究所倒闭都会赔偿。”

　　虽然法院宣判谁都没有错，但通过努力，上海的病友们从2001年底开始得到免费治疗艾滋病和血友病的待遇，每月还有1000元的生活费。

　　但是丙肝干扰素和其他对感染了艾滋病的血友病人的问题都尚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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