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邢宇皓

　　“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我深深地为自己读少了书而遗恨终生。但我很爱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国家过去灾难深重，我们的人民尝尽了苦头。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再不会有灾难，我们的人民从此要脱离痛苦，人以知识为力量，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把我们的后代培养好。”——正在广州打工的刘立生

　　“我觉得《读本》提供抵抗粗鄙世风的‘价值疫苗’，不仅是当今年轻大学生所需要的，也是我们在职中年人不可或缺的。”——年近50的扬州读者郑苏生

　　“我虽然也算受过高等教育，但苦于自己在心灵上、在精神上、在胸怀上、在眼界上总是没有一个飞跃性的提升及突破。这成为我一个成长的桎梏。”——江苏徐州电信局胡藤瀚

　　自从去年7月三卷本《大学人文读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后，该书主编、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夏中义先生就不断收到这样的读者来信。尽管信中的文字不够严谨、精致，但这些质朴的文字背后的真情流露却着实让人感动。一本为大学生编写的读本，竟然在校园外也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对此，夏教授感到的是欣慰而不是欣喜，毕竟，大学人文教育这个话题实在是太沉重了。大学教育不是打造工具

　　爱因斯坦曾说：“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即学生离开学校的时候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

　　将“和谐的人”与“专家”这两个本不矛盾的称谓对立起来，足见现实生活并不总如想象中那样完美。对于正经历转型期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同样如此。

　　“高校毕业生自主择业，使就业成为很多大学生入学后就必须考虑的问题。环境的压力、激烈的竞争，让当代大学生更重视专业技能的训练，这本身并不是过错，但这并不能解决他们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全部问题。大学不是职业培训所，大学教育是要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而不仅仅是打造一件工具。”《黄河》杂志副主编、山西大学教授谢泳这样说。

　　“大学教育越来越被实利化了。很多学生考入大学，就是希望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获得的录取通知书能为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这种对实利的追求变成了学生乃至家长的努力方向。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实利观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从另一个侧面道出了自己的忧虑。

　　实用主义盛行，使“健全人格”与“获得技能”变得不能两全，其恶果也逐渐显露出来。从动物园里的“泼熊事件”到把老父亲的卖血钱挥霍在游戏厅里，甚至因为自己被学校开除而残杀家人，类似的事件不时被媒体披露，虽然每个极端的例子都是孤立的，但在其背后，高校人文教育的缺失却是显而易见的。人文教育聚焦“精神成人”

　　“大多数大学本科生，年龄都在18岁到22岁之间，这正处于其生命历程中一个特殊的‘灵魂发育’的季节。而我所接触的很多大学生，他们的心理出现了某种‘价值悬浮’，轻飘飘，很难抵御社会上的各种刺激和诱惑，对如何安身立命更是无所适从。”对夏中义教授和《大学人文读本》的另7位编写者而言，帮助身边的大学生“精神成人”是他们作为教师的责任。

　　如今摆在案头的3卷本《大学人文读本》收录了他们反复遴选出的160多篇古今中外经典文章。“既然是为大学生‘量身定做’的，它就应该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夏中义解释说，“《人与自我》卷针对的是围绕在学生周围的‘无边的消费主义’。通过这一卷，我们希望学生们能认识到，人有欲念是正常的，应该满足，但这种满足不应该是没有边际的。人应该活出意义、境界乃至圣洁。有了这样的信念，虽然他在消费、在享受，但他不会因享受的膨胀而压抑自己的人格、漠视人生的意义。《人与国家》卷针对的是‘历史虚无主义’。除了史实、史书和教材外，历史还表现在那些值得整个民族乃至人类刻骨铭心的史识和史鉴。孩子们应当记住这些，有朝一日，当他们扛起共和国未来的命运时，前辈们所经历的苦难与曲折才不会在他们身上重演。《人与世界》卷针对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让孩子们尝试从世界公民的角度看待整个世界所面临的困境与难题，不要迷信乃至滥用暴力，学会用更高的智慧，处理人类的灾变。”

　　如果说目前在高校中普遍开展的“两课”教学更侧重从人生观、世界观的角度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理论指导，那么，人文课则在偏重于思想熏陶。“《大学人文读本》汇集了思想者们从自身生命体验出发所获得的人生感悟，让当下的大学生读一下，看看他们是否能被感动。假如他们也被感动了，那么我相信，那些普适性的文化价值将由此进入孩子们的精神生活。”夏中义说。人文教育考验教师教法

　　2002年下半年，以《大学人文读本》为教材的大学人文课在全国十余所院校展开，而它给学生和教师的震撼是全方位的。

　　“按照学校的规定，作为选修课，在2002年下半年我们一个班只有40多人，到了2003年上学期，一下子增加到180多人。而学生们思考问题的深度，多少让我感到有些意外。”苏州大学教授刘锋杰随手拿出几份学生的结课小论文。记者注意到，这些文章涉及“校园人文思考”、“女性主义”、“SARS期间的生命感悟”等诸多领域，更重要的是，几乎每一篇文章所记录的都是学生们身边的例子。真实思想的流露，让这些文章早已超出了“作文”、“作业”的范畴，拿在手上，让人感到沉甸甸的。“我想把它们整理结集成一本书。”刘锋杰教授认真地说。

　　人文教育不仅让学生受益颇多，在授课过程中，教师的心理同样是一次涤荡。“书里有一些文章我以前也从来没有读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王东成坦言，“在授课过程中，我也不断在思考，人文精神到底是什么？罗素认为支撑人类生命的有三种激情：对知识的渴求、对爱情的渴望、对人类苦难的同情和悲悯。在今天很多大学生身上，这三点都极为缺乏。人文课是在讲知识，但更重要的是将知识升华为一种关怀。”

　　在江苏南通师范学院，学校为每一个中层干部都购买了一套《大学人文读本》。“我觉得，人文精神的缺失不仅仅是大学生的问题。很多高校管理者和教师也应该补上这一课。”该校副院长周建忠解释道，“包括高校教师，很多知识分子也存在着专业化、技术化的倾向，他们完全沉浸在个人专业里边，上课、写论文直接同他们的职称、工资、津贴、住房联系在一起，而教师的社会责任感正在弱化。比如在高校里，很多老师都不愿意作班主任，而又有多少老师经常到学生宿舍、教室去关心自己的学生呢？要教育好学生，教师的人文素养首先要提高。”

　　“责任心、使命感、专业依托”，王东成教授用简单的几个词概括了大学人文课对教师的要求。看似简单，其实不然。“人文课比专业课‘难’讲得多。”这是很多开设人文课的老师的共同感受。“人文教育涵盖的内容相当多，单凭一个教师的力量很难承担。”正因为如此，在苏州大学出现了三个老师合力上一门人文课这样不同寻常的情况。“我们还希望再增加一些老师。”刘锋杰教授这样说。

　　“既然开设人文课，就必须采用人文的授课方式。在大学，人文教育应该更加接近生活，贴近当代。只有孩子们真诚感受的，他们才会感兴趣。教师的责任绝不是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标准答案’，而应该是平等地面对学生，面对他们的真诚，甘心作桥梁、作中介，把《读本》中的人物、文章、思想介绍给他们，同时以‘旁白’的身份参与进去。这不仅是一种新形式，更是一种新态度。”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教授的一番话道出了不少教师的共识。

　　大学人文课在高校试点的成功，给夏中义和他的同事们极大的鼓舞。2003年7月，在《大学人文读本》的基础上，他们又编写了一本《大学人文教程》，对“大学人文”这一观念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梳理。

　　从英国人纽曼的“博雅教育观”到美国人弗来克斯纳的“研究性”大学理论，以至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报告》和美国芝加哥大学率先倡导的“名著阅读”构想，近百年来，全世界的教育者对大学生“精神成人”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当代中国理应参与到这场‘接力’之中去。”夏中义教授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