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成都12月3日电（“新华视点”记者任硌、邹声文）投资改建大桥，却无法按合同收取过桥费，今年7月，一家民营企业将四川省资中县政府告上了法院。县政府成被告在资中是有史以来第一回，成为当地舆论关注的焦点。

　　资中位于四川盆地中部，沱江将县城分为两半，早年建成的沱江大桥成为连接县城南北两大城区的唯一交通要道。1997年，资中县政府与民营企业四川九达公司签订协议，由九达公司控股子公司资中沱江大桥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沱桥公司）负责投资大桥改扩建。1998年，大桥加宽改造工程完工。四川省交通厅、财政厅、物价局先后批准沱桥公司于1999年2月至2001年9月对通行车辆试收费，2002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4日正式对通行车辆收费，并根据不同车型规定收费标准为1至16元。

　　沱桥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何永均说，大桥加宽改造项目建成至今，县委、县政府先后10次以会议纪要等方式要求公司降低部分车辆的通行费标准。为了搞好和地方的关系，公司前9次都被迫接受其要求，蒙受了巨大损失。今年6月，县里又一次要求公司进一步降低对公交、出租、营运三轮三种车辆（下称“三类车”）的收费标准，这势必会进一步恶化公司经营状况，所以不得不拒绝县里的要求。

　　7月初，由于许多通行车辆拒绝交费，大桥收费站与部分车主的冲突不断，县里随即派出警力，维持大桥秩序。但何永均说：“在出租车、三轮车通过，收费站工作人员拦车收费时，警察便强行推开栏杆放行，有时还带走收费人员。每天放行的出租车达1000余辆次、三轮车6000辆次以上，公司损失严重。在此期间，收费站工作人员多次被打，甚至发生在警察眼皮底下，他们也不闻不问。公司报案后，大多数案件至今得不到解决。”

　　据介绍，县里之所以要求公司降低“三类车”的收费标准，是因为这些车辆经营困难，这让何永均难以接受。“帮助它们走出困境，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不能转移给民营企业。再说，县政府向经营三轮车的业主收取了上万元的高额费用，凭什么一再要求我们降低收费标准？这岂不成了政府请客，却让民营企业买单？”

　　7月中旬，沱桥公司将资中县政府告上了法院，请求法院撤销被告历次要求原告降低收费标准的一切行政行为，并判被告协助原告恢复正常的收费秩序。

　　针对沱桥公司提起的诉讼，资中县政府等被告在答辩中加以否认，并称自己是根据沱桥公司和车主等当事人的请求居中调解，并未强迫公司降低收费标准。资中县县长王和平说：“前9次我们与沱桥公司负责人沟通得很好，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闹得这么僵，最后把我们告上了法院。”他承认，县里过去考虑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多次与沱桥公司“协调”要求降低收费标准，但从未想过通过法定程序请求重新审核收费标准。

　　资中县的另一位主要领导说，今年县领导班子收到很多来信和投诉，对沱江大桥收费标准、收费年限等问题反映强烈，县领导班子从关心群众疾苦出发，要求九达公司对公交、出租、三轮车等进一步给予优惠。县里对沱江大桥在项目投资、收费年限等方面进行了初步调查，发现存在较多问题。鉴于沱桥公司已经起诉县政府，县里愿意通过法律途径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11月27日中午，记者在沱江大桥收费现场看到许多通行车辆拒绝交费，强行冲关，而几名身着警察制服的人员就站在旁边，未进行任何干预。一位开机动三轮车的司机告诉记者：“这样的事情多了。大桥收费太贵，又不降价，我们根本交不起！”资中县佳和出租车公司和县公共汽车公司在给有关部门的报告中也表示，大桥收费过高，公司确实无法继续经营。为此，一些人联名向有关部门投诉，要求对大桥的投资金额重新审计，并重新核定收费年限及收费标准。

　　在法院尚未一审判决之前，官司的输赢未可预料，但它引出的两个问题却值得人们关注：在民营企业越来越多地介入公用事业的背景下，政府如何依法对其进行监管？民营公用事业如何合理定价？

　　律师赵军说：“对于省里批准的大桥收费标准，资中县政府不能自己说改就改。像这样的收费行政许可，其设定、修改、废止，都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下级政府和部门肯定没有这个权力。”

　　“县政府被告到法院，已不算什么新闻。在四川，省政府被告到法院，也不止一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负责人说，“在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如果政府和各部门不想吃官司，关键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

　　部分群众对收费标准和年限不满，也是引发这场官司的一个重要原因。专家认为，公用事业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定价。定价时，一方是百姓利益，另一方是投资商的利益，如何兼顾对政府来说是一种挑战。关键要在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让投资者有利可图，但无暴利可得。

　　据内江市市长叶壮介绍，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这场纠纷，有关部门正在研究新的收费标准和收费年限，估计明年3月可出台。（完）（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