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先生是我一直比较敬仰的一位老作家，他不仅把纯文学玩得圆熟，而且还频频染指学术随笔，这在当代作家中并不多见。但不久前详读了他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2003年4月增订本，这个书名似有疏阔之嫌，因为该书绝大多数篇幅只是叙写了中国古代部分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而已）一书之后，我却对他老人家产生了一个久久挥之不去的负面看法：他太轻蔑文人了！

　　在该书开篇《司马迁之死》一文中，李老先生用一种幸灾乐祸的口吻说：“司马迁被‘宫’后，肯定下体溃败，阴部朽坏，脓血弥漫，恶臭糜烂……”如果说这只是下意识地对“史圣”身体的侮辱和轻蔑的话，那么下面这段话则明摆着是对其人格的侮辱与轻蔑：“司马迁书读多了，有点呆气，他为什么不想想，同姓司马，那个司马相如被欣然接受，这个司马迁却被断然拒绝呢？难道还不足以总结出一点经验，学一点乖吗？这就不妨打油一首了：‘彼马善拍马，吃香又喝辣，此马讲真话，只有割××’为那张按捺不住的嘴，付出××被劁的代价，真是太不划算了。”

　　在《李卓吾之死》一文中，李国文先生大发感慨曰：“中国的士大夫，无论其为主流，抑或异端，都好名，尤好身后之名；追求所谓的不朽，几成一种病态。”这则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式的集体轻蔑。

　　在《金圣叹之死》一文中，李先生对金氏的直言径行不屑一顾之余，说：“这些文人，在握有权杖的统治者眼里，算东西，又不算东西。用得着的时候，是东西；用不着的时候，也就不是东西。”这则是一种赤裸裸的轻蔑。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总之，李老先生对中国历史上那些有名的文人，尤其是其中刚烈耿直，富有知识分子气节的文人是一概看不上眼的，他总以一种世故加犬儒主义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认为后者的言行举止非迂即腐，不是可怜就是可笑。

　　李老先生不独看不起古代文人，他还瞧不起当代文人。在《李斯、陆机之死》一文中，他在对陆机拥有的名气、才分、金钱、权势这“四大绝对优势”表示了艳羡之后说：“我遍数当代作家，兼备者简直找不到，不是有才无名，就是有名无才，不是有钱有势而无才无名，就是有名有才而无钱无势，当然，勉勉强强，降低条件，也不是不能挑出几个，可不是地瓜，就是土豆，不是獐头鼠目，就是歪鼻斜眼，真有黄鼠狼下豆鼠子，一代不如一代之憾，让人扫兴得很。”这则是一种求全责备，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轻蔑！

　　错愕之余，我不禁要想：李老先生为何对古今文人这般刻骨轻蔑呢？正百思不得其解之时，我偶尔将书翻到了《司马迁之死》一文的末尾，李老先生在这里以一种写总结的口气断言：“生在哪年，是不重要的，死在哪年，也是不重要的；活着，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哦，原来如此！原来那些为了令名，为了气节连命都不顾了的“酸儒”在李老先生的眼里只是一个个地地道道的傻帽儿罢了！这也许就是李老先生轻蔑文人的“哲学基础”吧？

　　只是，身为文人而轻蔑文人，不正是在轻蔑自己吗？（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