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鸡毛：庙会化的上海文化(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03日11:09 光明网

　　张闳

本周主持：青年批评家张闳　　发言城市：上海

　　目标城市：上海

　　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文艺的发展跟物质生产的发展并不一定成正比。这话仿佛就是专门针对上海的文学而言的。与近年来的上海经济的急速膨胀相反，上海的文学却明显缩水，昔日的辉光日渐黯淡。于是，人们总喜欢将经济看成是文学的敌人，将文化艺术的衰颓嫁祸于商业文化。但当人们在对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文化怀旧的同时，却忘了在那个商业文化急速膨胀的时代，同时也是上海文学的黄金时代。商业显然是人类活动最具活力的部分，它总是强烈地刺激着人类的好奇心、情欲和创造性的活力，它有时也会在文化的创造性上得到回应。只不过这一点在当代上海文化却无法得到印证。此种缘由恐怕难以明说。

　　如果没有经历过80年代的辉煌，上海文学界的萧条感也许还不会那么的强烈。上海曾经是“文革后”新文学的摇篮。新文学的第一道刺眼的“伤痕”，即是在这里被公开展示，不仅如此，“伤痕文学”艺术上的最高代表也属于上海，那就是曹冠龙的小说，尽管这位作家被文学史家长期忽略。至于80年代中期的辉煌，则更是不在话下。

　　然而，那些曾经光芒四射的作家们，如今在干些什么呢？像陈村、孙甘露等人，基本上已不再写或很少写。格非、西飏等人则干脆一走了之。虽有先锋派小说的旗手马原移居上海，但此马原已非彼马原，他的到来于事无补。虽有几位相当边缘化的作家（如张旻、范剑平，或更早一些时候的陆棣）偶尔灵光一现，仍无法扭转总体上的颓势。

　　在同时代作家纷纷进入文学“低谷”之际，只剩下作协主席王安忆同志仍在勉强支撑。然而，在她那气喘吁吁的《长恨歌》里，早已显示出独木难支的疲惫感。在荣誉高压和抬轿子的批评家的怂恿下，王安忆艰难地维持着高产量，但已经越写越滞重，越写越艰难，迟早要被这种高调写作压垮。

　　剩下来的就是一些真正上海化的小作家。他们借助上海怀旧的春风得以蓬勃生长。他们将自己平常的买小菜的事业当作文学的事业，热切地传播着嘁嘁喳喳的家长里短。在他们的作品上，一律打上了这样的标签：“平庸压倒一切！”

　　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一平庸化的浪潮，作为补偿的却是“宝贝”作家纷纷出笼。这里是“宝贝”作家的出产地，一时间小“宝贝”们爬得满地都是。新鲜时髦的“宝贝”们的尖叫，在平庸的文化菜市场里增添了一丝鲜活的，同时也是令人尴尬的愉快气氛。

　　诗歌界的情况则更加不妙。上海诗歌界曾经是新人辈出，随便列一份名单，就足以说明问题：王小龙、陈东东、王寅、陆忆敏、宋琳、张真、孟浪、默默、刘漫流、京不特、范剑平……但这一豪华阵容已不复存在。各地民间诗歌团体风起云涌，而上海的新诗人连一份像样的民间诗刊都整不出来。冷冷清清的诗歌界，晃动着的依旧是几张孤独的旧面孔。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收获》、《上海文学》等杂志，差不多就是中国当代文坛的风向标，其刊物史差不多就是一部当代文学史。这些杂志至今依然靠追忆昔日的风光聊以自慰，一如破落户弟子怀念从前的好日子。鉴于文学刊物普遍衰颓的现状，如今的《收获》也只能在保持作品质量的基本水准线上艰难地挣扎。事实上它早已变得面有菜色，这不仅是其封面的色彩，其内容的陈腐的酸菜味亦已难以掩盖。另一方面，今年以来《上海文学》杂志被一群学院学者接管。从前，学院学者只能在书斋里和课堂上意淫文学，现在终于得以登堂入室，把文学杂志变成了弟子门徒和哥儿们的卡拉OK包房。在自己的包房里寻欢作乐，固然可以是免费的，但终究是无聊的。倒头来无非是几张熟悉的脸面面相觑，哈欠连天。

　　另一些哈欠产生于剧院。堂皇的上海大剧院是上海人引为骄傲的文化标志性建筑。这个庞然大物，有着功能强大的设施，高昂的票价和不算太难看的外表，但却已经很难产生像80年代沙叶新、张献这样的剧作家。它基本上沦落为一个国际戏班子走街串巷的临时帐篷。它确实是上海文化的标志。文化的“庙会化”，已经使这座伟大的城市日渐丧失了文化上的原创性。世界各地的文化成就都可以上这里来展览一番，然后收摊了事。上海大剧院，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象征：一个庞大的物质巨人，一场盛大的节日庙会，然而曲终人散，留下的是一派空空荡荡。

　　编者的话：本栏目常设。欢迎赐稿对中国当下各大城市文化现状进行讨论。（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