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发生在“文革”中的一个荒唐事件的典型。包括“马尾巴的功能”在内，对知识分子的贬损在荒唐年代一直阴暗地存在于各个角落。一位天文学泰斗，被“天文兵”讥为不学无术的洋奴才，折射出那个时代，留学归来的学者们所面临的险恶环境……

　　外滩记者 贺莉丹 杨圣捷（实习）/报道

　　1968年8月5日《文汇报》，有一篇名为《不会观测天体的“天文学家”》的文章，讲到一个留学法国八年的天文学博士，在一次进行观测天体时，因不会基本操作，乱摸一通，结果触了电。这个“高贵者”，原来是一个不会观测天体的“天文学家”。 文中这个天文学家是谁？文章中所说的事实有多大的真实性？记者做了一番调查。

　　艰难寻访

　　凭借几个有限的信息要在上海寻找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查找《不会观测天体的“天文学家”》一文中的主人公是颇费周折的。仅有的信息是这名上海天文学家是解放前大学毕业在法国留学8年，翻译过一本《普通天体物理学教程》。凭借这几个有限的信息在上海寻找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文汇报》信息档案中心一位人士说，年代久远，要找到当时的编辑几乎不可能。另一位资深报人告诉记者，当时这种群众来信非常多，内容几乎都是告状，诬蔑、诽谤比比皆是。留学回来的学者往往是攻击的重点。

　　记者把查证的重心放在了上海市天文台。11月25日，上海市天文学会常务秘书姜佩芳分析：“这个情况有点像一位名叫李珩的老人，但他已经去世了，孩子也在国外。”

　　“‘文革’时报纸文章的真实性本来就值得怀疑，凡是搞天文的都知道这是假的，”天文学会秘书长林清仔细读了那张35年前的《文汇报》后说，这人很像以前天文台第一任台长，但他1989年已经去世了，跟他一起共事的老同事也都七八十岁了，亲人好像也出国了。

　　在上海市天文台负责老干部管理的汪显坤提供的信息是，李珩的女儿和女婿都在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工作。

　　冬日的午后，大院内堆着高高的土堆，几个建筑工人正在施工，金黄的银杏叶和青翠的松枝装点着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寂静的院落。

　　“这说的就是我的父亲李珩，”年逾古稀的药理学教授李晓玉戴上老花眼镜，仔细地看着那份《文汇报》复印件，激动起来，“‘文革’的时候颠倒黑白，上面说的都不是真的。”

　　留法学者

　　解放初期，就在美国大学决定重金聘请李珩之际，他回到了中国。

　　李珩，1898年生于四川成都，1918年，进入华西大学数学系，获得学士学位。

　　“父亲从小很好学，成绩也一直很好，经商的祖父想让父亲继承衣钵，但父亲却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数学和物理，祖父一气之下断了父亲的经济来源，于是父亲在中学的时候就开始了勤工俭学的生活。” 李晓玉说。

　　当时，天文学是个冷门学科，国内所有的大学都没有天文专业，而数学和物理是天文学的基础，李珩只得采取过渡的办法，先考数理系。

　　1925年，李珩获得公费留学资格，赴巴黎求学。拿到巴黎大学理学学士学位后，李珩在巴黎大学天文台及里昂天文台任实习研究员。1933年，他拿到理科博士学位并留在里昂天文台工作。

　　而这一年，李珩夫妇却决定全家回国。李珩选择了海滨城市青岛，他和妻子都在山东大学教书，李珩同时还兼任青岛观象台的研究员。

　　1948年，李珩以访问学者身份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修天文学。当时正值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要员纷纷逃离大陆并策动知名学者赴台湾之际，有美国大学已重金聘请了李珩，他全家迁美的手续也在办理之中。但当李珩从报纸上得知北京、南京、上海相继解放，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再也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决定回国报效。

　　“我为什么不能回来呢？新中国需要我，我的知识可以在祖国建设中发挥作用，而在美国我的工作只是为别人锦上添花。”这是当年李珩解释回国动机时经常说的话。

　　新中国成立，政府从法国天主教会手中接管了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和佘山观象台，归属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向李珩发出邀请，因为天文台需要既懂天文、又懂法语的人来工作。1951年初，李珩全家迁到上海，夫人罗玉君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外国文学，李珩则出任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并任佘山观象台负责人。

　　佘山地处松江境内，离上海有40多里。让李晓玉印象深刻的是，50多岁的父亲每星期一从松江坐小船，摇上半天才能到佘山，每星期六下午再原路返回。

　　1962年，李珩被任命为上海市天文台第一任台长。并担任国家科委天文学科组成员，上海市第一、二届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届政协常务委员，同时还为研究生和科技大学的学生上课。

　　“文革”恶梦

　　李晓玉还记得，“ 文革”期间，一次父亲从外面回来，头上全是痰，身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天文台的一个清洁工将痰盂扣到了父亲的头上。

　　“文革”是李晓玉至今想起仍然心惊胆战的岁月。

　　李珩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斗，他写的哥白尼、伽里略传记被作为“含沙射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而受到批判，他作为《辞海》天文科主编参加编辑的《辞海·未定稿》被认为是一株“大毒草”。李晓玉说：“为了编写《辞海》，父亲很长的一段时间都要到浦江饭店去办公。在南京路上曾经有一次几千人规模的批斗大会，父亲和《辞海》其他学科的主编人一起，被当作是‘牛鬼蛇神’到处游斗，我们家四个人也被关在四处不同的地方。”

　　李晓玉记得很清楚的几个细节是，父亲被安排到扫厕所、扫大街，秋天的上海街头满是法国梧桐的落叶，掉在荆棘里的叶子父亲扫不干净，就只好用手去捡，经常被荆棘划得满手是血。

　　1966年的口号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有一天，李晓玉看见父亲从外面回来，头上全是痰，身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天文台的一个清洁工将痰盂扣到了父亲的头上。李晓玉气愤地拉着伤痕累累的父亲找到了中国科学院革委会。结果，她和父亲一起被罚站在药物所的操场上。

　　1968年，李珩被隔离审查。半年后，在一次批判大会上，站在台下的李晓玉终于见到了分别已久的父亲，这时的李珩已经是白发苍苍、浮肿不堪了。当时的李珩已经年过七旬，他白天要靠边劳动，晚上“车轮大战”。李晓玉的声音开始颤抖：“父亲24小时不能睡觉，都要被强迫交代问题，与此同时，报刊上也开始出现‘打倒洋奴才’文章，那段时间的残酷程度是今天的人不能想象的，人性与人格被极大程度地扭曲了，父亲后来得了严重的失眠症，即便吃了安眠药也仍然睡不着。”

　　李珩曾先后发表过《造父变星统计研究》、《红巨星模型》、《五个银河星团的照相研究》等学术论著；翻译过《普通天体物理学》、《天文学简史》、《大众天文学》、《宇宙体系论》、《科学史》和《普通天文学：球面天文学和天体力学引论》等重要著作。撰有《哥白尼》、《天文简说》等科普著作和200多篇科普文章。

　　据李晓玉介绍，父亲知道必须把提高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准与普及结合，他一生著译约1000万字，是我国天文学界著作最多的作者之一。

　　1989年8月一个炎热的中午，李珩走完了九十一个春秋，永远离去。

　　11月28日，记者再次来到李晓玉的办公室，老人拿来了父亲李珩的照片。这些都是很珍贵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李珩面容清癯，穿着朴素。

　　李晓玉不说话，低头抚摩着父亲的照片，很久很久才决定把它们交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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