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滞涨 资本外逸

　　昔日风光无限的温州模式怎么了？

　　外滩记者 陈贤锋 李叶飞/温州报道

　　温州人在世界各地风光无限的时候，大本营——温州却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2003年上半年温州GDP增长落到了浙江省倒数第二的位置，7、8两月更是落到了浙江省的倒数第一位。

　　温州的增长速度由领先向滞后的转变，引发了社会各界诸多的疑问。

　　“温州模式怎么了？”

　　从1978年至2002年的24年间，温州GDP增长速度一直处在全国的前列，国内生产总值由13亿元增长到1005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5.4%。其中不少年份的环比增长速度在20%以上，1993年甚至高达42.2%。温州模式受到了全国各地的关注，各地政府、企业、学者纷纷去温州考察。据公开统计的数据显示，在前些年，温州平均每天要接待1.4个考察团，这还不包括那些没法统计的参观者。

　　“其实温州GDP增长也没外面说的那么差，今年也能达到14%左右，说落后也是相对的，浙江其他城市的增长实在太快了。”温州市统计局综合处处长李国洪说。

　　但不能否认的是，温州的先发优势正在一点点地消失。

　　温州先发优势弱化

　　“温州经济增长相对意义上的颓势多年前已经显现出来了。”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温州大学经济学院的马津龙教授告诉记者。马津龙是最早提出温州模式的人，也是到目前为止参与温州模式研究时间最长的。有人戏称，只要有外地来温州考察的，都缺不了马津龙。

　　据马津龙介绍，从1998年以来，温州GDP每年的增长速度均低于改革以来的平均速度；2002年13.1%的增长率已经是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在浙江省却落到了中间偏后的第7位。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史晋川教授把温州这种滞长现象称作为“待机锁定”。史教授认为，这种“待机锁定”的原因之一是它的产业结构演变过程异常缓慢。

　　马津龙认为，温州前些年经济增长能取得领先优势的原因是，“温州特别是温州农村与其他区域的‘制度差’大到温州的某些乡镇几乎是家家户户经商办厂，而其他区域的某些乡镇可能会是没有一个家庭参与经营活动。”

　　温州改革的先发优势，是体制外改革的优势。这种体制外改革是可以由群众自发地发动、组织和实施的，政府只需要消极地默认，或者积极地保护就得了；尽管这种默认、保护在当时需要承受很大的压力甚至付出较大的代价。

　　这种惟我独优的局面毕竟不可能永远维持。随着各地民营化改革的推进，温州改革的先发优势明显弱化。

　　“温州的增长的确慢了下来，跟同在浙江的两个龙头城市杭州、宁波差距越来越大了，现在政府不提这个事情，但市民都能感觉到。”广发证券在温州一家营业部的一位分析师说。

　　改革开放20年来，温州的产业基本上还是集中在以服装、皮鞋、箱包、打火机等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度的制造业结构上，即使在温州的第二代企业家中，仍然大多从事同样的行业。而在浙江的其他地区，比如杭州、绍兴的软件园区、宁波的滨海工业等已在蓬勃兴起。

　　“在改革深入到体制内阶段时，没有政府的强制推行是不可能自动完成的。”马津龙分析。

　　1990年代后期以来温州在涉及体制内的深化改革上甚至落到了其他区域的后头。例如，温州曾经有过20多年前利率改革的一马当先，但时至今日，温州仍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间银行；温州曾经有过10多年前王均瑶在包机上的胆大包天，而均瑶集团的进一步参股航空公司和购买机场，却先后发生在武汉和宜昌。温州人的投资欲望和投资实力都很强，连本作为消费品的住房，都成为温州人在全国范围里大肆投资的对象，但在本市80多个行业中，温州民营企业至今被允许进入的仍然只有41个行业。

　　“改革先发优势的弱化，以及在深化改革上的落后，反映在发展上有一个“时间滞差”，在去年和今年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马津龙说。

　　穷山沟里冒出工业城

　　在探寻温州增长速度相对滞后的谜底之前，有必要先分析一下温州以往增长速度领先的原因。

　　温州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优势，区位条件更为不利。温州地处东南一隅，并且是一个以山地为主的城市。在11784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中，平原仅占17%。除了东面濒临东海，周边也都是以山地为主的城市。

　　根据《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的分析，在中国大陆最具竞争力的47个主要城市中，温州的区位竞争力排在第45位。改革开放前，由于种种原因，国家基本上没有在温州投资，直到90年代前，温州尚无机场、铁路和高速公路。温州境内江河交错，却没有桥梁，汽车过河都要渡轮。1978年，温州的工业总产值只有11亿，更谈不上任何在中国有影响力的制造业。2002年，温州的工业总产值增加到2274亿元，拥有“中国鞋都”、“中国合成革之都”、“中国包装城”、“中国眼镜城”、“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等19个“国”字号的产业。2002年，在中国大陆最具竞争力的47个城市中，温州的综合竞争力排名第15。虽然这项分析只是在近年才开始进行的，但仅凭改革初期温州的贫困县在浙江省11个城市（地区）中占有3/5的比例就可以想象，24年前温州的综合竞争力，在全国所有城市中不可能排在100名之内。

　　激进的民营

　　化为温州赢得先机

　　“温州之所以能在短短的时间里摆脱资源、区位条件的严峻约束而后来居上，完全得益于率先创新，特别是市场主体民营化上的率先创新，以及民营企业在制度、技术上的率先创新。”马津龙认为。

　　中国在改革方式上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这种方式在市场主体的改革上表现为渐进民营化的过程。而温州则由于当地一系列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在市场主体民营化上采取较为激进的方式。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凡是消费上竞争性、技术上排他性的私人物品的部门，基本上终将采取民营的企业组织形式。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的私人物品部门在城市基本上采取国有企业的形式，在农村则采取集体企业的形式。城市的国有企业是在改革进行了近20年以后才逐步民营化的。

　　在这方面，温州与全国没有太大的区别，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也是在90年代后期才开始普遍推行。只不过温州的国有企业本来就很少而且规模很小，又处在民营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比较容易推行。目前国有经济在温州工商业中的比重已经微乎其微。中国农村的集体企业，在改革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里，不仅没有削弱而且得到了蓬勃发展，在90年代中期之后才逐步实行集体产权向个人产权转变的民营化改革。而在温州农村，由于长期存在自发的民营化现象，基础脆弱的集体企业在改革初期即自动消亡，从家庭作坊起步的民营企业一开始就成为普遍的市场主体形式，不少乡镇企业在改革初期即形成家家户户采用市场经济的格局。尽管最初的民营企业只是个体、家庭的形式，但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国有、集体企业，毕竟产权清晰、机制灵活，更具竞争力。

　　这是改革方式上与全国的反差，使得温州抓住了转型初期难得的发展机遇，从而有可能在很低的起点上神奇地崛起。如果温州也像全国一样采取渐进民营化的方式，充其量只能与全国同步发展而不可能不断地超越。如果全国有可能像温州这样普遍采取较为激进的民营化方式，温州的许多“奇迹”就不可能发生。在这里，温州不仅占有在民营化上先行一步的时间上的优势，而且获得在惟独温州民营化的情况下可能拥有的优势。在市场化、民营化同步进行的情况下，温州山区里的穷乡僻壤，是不可能冒出全国性的某些制造业基地的。例如号称"中国纽扣之都"和"中国拉链之乡"的桥头镇，地处温州3个贫困县之一的永嘉县的山沟，70年代末起步时这里并没有生产纽扣，但各地生产的纽扣居然先要运到没有机场、铁路、桥梁的温州，运到连像样的公路都没有的桥头镇，然后再销往各地。

　　据记者调查，当时外地不少产品积压的国有、集体纽扣企业还靠桥头纽扣市场摆脱了濒临倒闭的困境。至今桥头镇生产的纽扣占全国80%以上，拉链占全国10%以上。又如号称"中国电器城"的柳市镇，尽管不至于像桥头镇那样地处山沟，毕竟国家已经在京、津、沪和沈阳、佛山、天水、遵义等城市建立了7个工业电器基地。柳市镇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最大的低压电器基地，在于所有其他基地在企业制度上都属于计划经济而惟独柳市的企业属于市场经济。

　　外资企业是温州的短腿

　　改革方式上的反差造成了温州民营企业的超前发展。但城市化的相对滞后，加上基础设施的落后以及山区为主的地理条件，导致温州在企业的引进与走出上存在着进少出多乃至只出不进的巨大"逆差"。

　　温州市统计局综合处处长李国洪说："温州人做生意精明，你在外面都这么精明，人家谁还敢到你的大本营来做生意呢？"李国洪这话有点开玩笑的意味，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外资企业一直是温州的一条短腿。

　　"温州1998年才通铁路，高速公路至今未全境贯通，土地资源又极其稀缺，在引进外资上自然竞争不过沿海其他开放城市。直到2002年之前，温州的所谓外资或中外合资企业的外方，基本上只是温州华侨，有的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温州起家的民营企业家，没有真正的跨国公司，更谈不上500强。"马津龙说。

　　据记者调查，温州市中心的房价已经接近万元，直追北京、上海。但温州这样一个中等城市的发展机会却远远不及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跟同处浙江的杭州、宁波也有不小的差距，综合起来甚至不如嘉兴、湖州等地。

　　史晋川教授认为，温州市政府跟当地民营企业走得比较近，使得外来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跟当地民营企业竞争处在不平等的位置，外来的企业就更加难以进入温州。而同时，全国其他城市却在风风火火地引进外资，给外资很多本地企业大量的优惠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肯来温州投资的外资就只剩下那些一心想"报效"故乡的华侨。

　　160万温州人在外地

　　创造的GDP为560亿元

　　与此同时，温州本地大量的资本却在不断地流向外地。温州民营企业本来就存在哪里更有利于发展就向哪里转移的倾向，各地对温州民营企业的竞相招商又加剧了这种倾向。民营企业被作为特殊扶持的组织，作为引进的增量，更可以享受到种种优惠政策和特殊待遇，有减免税的，有地价远远低于温州甚至可以用税收抵偿甚至免费赠送的，还有授予"名誉市长"、"名誉县长"的，等等。

　　来自温州市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与市统计局联合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大约有16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经商，每年创造的GDP为560亿元。但是，考虑到温州商人历来有不愿露富的习惯，这个数字显然是一个相当保守的统计。

　　而2001年的一个统计显示，那些跨地区投资经营的温州人，在全国开办了4万多家公司。2001年在外温州工业企业平均产值为700.6万元，其中上规模工业企业平均产值为3606万元。而产值超过亿元的企业有近百家，超千万元的有3万多家。

　　全国各地媒体对温州资金的报道也层出不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温州人自己也对此津津乐道。

　　去年9月，温州资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态势集体下注巴中和自贡，35个温州老板与四川这两个二级市签下35单投资，总共砸下了15亿多元的巨资。

　　在新疆、甘肃、云南等西部偏远地区，善于跑马圈地的温州人将一个个"温州村"、"温州工业城"搞得风生水起，成为温州人的创业乐园。

　　由温州的一些民营企业联合出资所组建的"温州炒楼团"，更是在全国各地房地产市场"大行其道"。去年统计的数据，温州民间有闲散资金1600多亿，如果按照年收益10%计算，现在温州民间闲散资金大概在1800亿左右。而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今年10月份温州城乡居民存款余额是876亿，也就是说温州大约有1000亿的资金流在外地楼市当中。千亿的热钱掀起了一场极其猛烈的"圈地运动"。

　　北京、上海、成都等大城市，更是温州资本的密集投放区。据粗略统计，近几年，温州企业直接到上海发展超过500家，占地6000亩以上。

　　如果说一般小企业的去留对温州的发展无足轻重，那么，行业性龙头企业的跨地区发展乃至重心的外移对温州GDP的贡献是个打击。

　　温州市统计局的调查显示，温州的外迁企业光"有名有姓"的就有1000多家，整体外迁的企业有250家左右。涉及行业有低压电器、针织、服装、灯具等，扩张地主要有上海、广东、北京、山东和西部地区。外迁的温州企业中，不乏知名企业。上海成了他们跨地区发展的首选。工业电器业的正泰公司已经在上海启动占地1000亩的园区，包括杭州、温州新上的项目总投资达160亿元。华东电器集团更是在一开始的公司命名上就已经有很明显的上海痕迹了，其总部就在上海河南路。均瑶集团则在几年前就已经将总部迁往上海。

　　近年来这种外迁趋势还在呈上升的趋势。

　　如何超越

　　是温州面临的难题

　　"在先发优势弱化以及长期制约温州发展的不利条件难以改善的情况下，如果继续若干年来在改革上谨小慎微、无所建树的做法，温州在一定程度上向原有地位回归将在所难免。"马津龙说。

　　为了拓宽民间投资的渠道，温州正制订了新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温州市投资体制改革的初步思路》。

　　"今年5月份开始，我们就调动处室所有人员，围绕温州市的民间投资和'百项千亿'工程运作资金的筹措展开调研。"温州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投资处处长丁建宇说，"我们要给民间资本以国民待遇。"

　　丁建宇说，给民间投资以国民待遇的原则是进一步降低民间资本准入门槛，进一步放开非公有制经济投资领域。温州今后将施行经营性项目的业主公开招投标制和建立民间投资项目登记备案制度，为社会投资提供公开竞争、参与投资经营的机会。

　　在这份短短9页，放到电脑中容量仅16K的文件里，包括了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领域的"百项千亿"工程中，103个项目，总投资2040亿元，5年完成1370亿元。40%将由民间投入，为816亿。而未列入的工程项目，5年内也需要500多亿元的民间资金投入。

　　而同时，温州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国际性轻工城"的目标定位和发展战略。较之以往的说法，这是一个准确具体而又积极的定位和战略。

　　为突破区位制约，温州市委、市政府将温州经济与遍布全国的160万温州商人的经济以及国外的40多万温州人经济联系起来。今年11月中旬召开了世界温州人大会，国内外1000多知名温州人齐聚温州共商温州发展大计。这次世界温州人大会的主题也直指当前温州面临的问题：把"温州人经济"转化为"温州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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