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

　　一、就业优先的政策考虑

　　城乡之间的工资差异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提供了不竭的驱动力。但流动最终能否成功还要看城市里有没有充足的就业岗位来承载这些劳动力。它要求非农业部门就业的增长率至少要快于人口增长率。目前就业压力很沉重，除了农业剩余劳力，还有下岗工人、大中专毕业生和为数不少的新增劳动人口，各级政府应该考虑在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把就业置于优先位置：

　　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新增就业岗位的主要来源，要清理和修订限制它们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给予同等待遇。这样做有充足的实证依据：例如乡镇企业目前是吸纳湖北农业剩余劳动的主力军，但其中集体性质的企业就业弹性下降明显，而个体私营性质的企业贡献日益重要。

　　创造条件促进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发展。轻工业两头在农业，一头是原料，一头是市场，与农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它资本有机构成低，就业吸纳能力很强。湖北农业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裕，轻工业也具有比较优势。

　　繁荣第三产业。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不断提高，服务业相对制造业来说，其就业弹性系数不仅大于1，而且呈现连续递增的发展趋势。可以预见第三产业能够比第二产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鼓励技术密集型的技术进步。比如针对湖北土地稀缺而劳动力丰富的实际，农业现代化应走生物化学进步的道路，多使用良种、化肥、高效低毒农药，搞精耕细作；不要轻易走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大规模使用农业机械，导致机器排挤劳动。在其它行业的技术创新中，也应体现对劳动的关怀。

　　二、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之间存在着一种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它们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加强的过程。当新的工业在某一地区建立起来时，该地区就业机会增加，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入，总人口增加，对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扩大，从而刺激消费品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和市场繁荣，进而又带来相关产业的发展；该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得地方财富和税收增加，从而有能力修建较好的公共基础设施，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开展科技研究与开发；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日益提高的科技教育水平，优裕的生活环境，又吸引着更多的工业家和创业者到此投资办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如此带来一系列的发展循环。工业与城市规模也就在这个循环累积中扩大，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不断加速。第三产业与城市化、工业化之间同样存在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因为它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具有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不像第二产业所提供的物质产品那样可以在产地以外销售和消费，所以，第三产业只有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城市才会有较大发展，而且城市规模越大，发展的条件和前景就越好。我们要有意识地重视和利用这种循环累积因果效应。

　　推进工业化，发展乡镇企业是重要途径。乡镇企业一方面应保证现有职工的稳定就业，另一方面还要吸收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至2001年底，湖北省乡镇企业发展到96．81万家，创造了5238．76亿元产值（1210．26亿元增加值），从业人员达648．58万人。乡镇企业的发展对湖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今后它仍然是接纳全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载体。各级政府今后仍然必须把发展乡镇企业摆在重要的战略地位，积极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鼓励它们打好“农”字牌，热情参与农业产业化进程。农业本来是一个完整而古老的产业，可以凭借无可替代的自然生产力实现产业的发育和进步。按理从事农业生产应该获得较高收入，但结果却没有。这与农业产业功能被分割肢解有关。实质上农业的产业链条（包括相应的收益链条）是由不同的利益主体在主宰。产前环节（如生产资料的提供、资金借贷、良种供应）、产中环节（如种植、养殖）、产后环节（如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分属于工业、农业、服务业三大领域。在农业领域，“重复建设”最严重，竞争最激烈，利润也最薄。农业的高收益主要体现在非农领域的附加价值上。通过农业产业化可以重新整合农业产业功能，使农业增值收益尽可能多地留在农村，助益农民。而且农产品加工、储藏、保鲜、运销是典型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工业下乡”，点多面广，可就近吸纳大量农村劳力。

　　推进城市化要求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步伐，扩大其集聚辐射功能；同时也要创造条件，发展大中城市。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湖北农村城市化比较现实的道路，可能是发展小城镇。因为它适应当前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农民的经营方式、生活方式与思想特点，有利于农村经济与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三、积极组织劳务输出，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区域转移的渠道

　　湖北有相当数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是跨区域转移的，目的地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以“打工”方式转移到外省，虽然是一种暂时的、不稳定的、过渡的方式，但它对缓解湖北农村的就业压力，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十五”期间东部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将提供大容量的劳动力就业载体，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强劳动力输出组织的建设，促使劳动力大量向省外转移，努力拓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领域。

　　要抓好劳动力流转的组织网络建设。鼓励发展政府公共事业性、集体、个体、社会团体等多种形式的中介机构。政府应制定劳动力中介机构的行为规范，实施必要的监督和管理，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此外，还应加强信息服务及管理，努力开拓国际劳务市场。

　　四、消除体制和政策障碍，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

　　在严格户籍管理的情况下，人口流动的成本较大，容易造成人口流动的凝滞，不利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全体国民平等地分享发展机遇，也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同时也制约着需求的扩大，影响经济增长。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打破原有的城乡分割体制。一是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现在许多城市面临就业压力，对进城农民工进行适当管理是必要的，但要城乡兼顾，控制适度。实际上，农民进入城市后，与城镇劳动力就业的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目前的一些做法既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也没有真正起到引导农民有序流动的作用，实际上只是增加了进城务工农民的负担。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清理各地区制定的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乱收费，改变重收费、轻服务的做法，消除对“外来人”的歧视，解决“农民工”子女入托、上学难等问题，切实保障他们的各项合法权益。二是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步伐。可以从各城市的实际承受能力出发，赋予其更大的自主权。有条件的地方，应该推动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政府已在户籍管理上进行调整。为确保宪法中规定居民有迁徙自由的贯彻，除少数大城市外，应放松户籍管理，对有固定住所、有生活来源的进城常住人员，经过申请允许变为城市居民，并享受与市民一样的同等待遇；对农民落户城市，改过去的审批制为登记制；逐步使用统一的身份证制度取代目前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从身份上彻底消除城乡差别。三是建立更加灵活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机制和农村税费制度，为农民的非农化就业彻底减负。

　　五、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是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重要保障

　　我国农村劳动力总体素质较低，相当数量的青壮年农民文化程度不高、思想观念陈旧，湖北更是这样。如2001年恩施市和浠水县在外务工的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分别占了74．91％和82．5％；这种状况难以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一要在农村努力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延长农村中学适龄青年的在读时间，推迟他们的就业年龄；二是大力推广适用技术，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教育；三是搞好上岗前培训，培养一批有文化、有技术的合格劳动者。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系博士、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