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今日说法”年度法治人物候选人苏向祥本报记者 崔立东

　　1995年9月3日，本报一篇题为《爆炸，发生在50年后》的报道引起了一名律师的关注，同时也唤起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决定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帮助遭受日遗化武伤害的同胞。他用8年时间自费调查取证，共接触芥子气受害者200多人，取证1000余份，并两次以中国公民身份起诉日本政府。8年后，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宣判13名日军毒气受害者全面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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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律师就是苏向祥。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2003年度法治人物评选今晚揭晓，黑龙江籍律师苏向祥能当选吗？

　　今年9月29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判决日本政府向中国日遗化武受害者赔偿1.9亿日元。在这场胜利的背后，是一位中国律师持续8年的不懈努力。

　　苏向祥，34岁，黑龙江籍律师。从1995年起，他用8年时间自费调查取证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共接触芥子气受害者200多人，取证1000余份。为受害者提供无偿法律援助，两次以中国公民身份起诉日本政府。

　　至今中国公民对日战争索赔案件已达23起，9月29日的这次判决是惟一胜诉的化武案件，它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生活报》的报道激起我的爱国情

　　“我和《生活报》是有缘分的。1995年9月3日，《生活报》记者张海鹰、郭影的一篇报道，把我引入了对日民间索赔诉讼这条道路。《生活报》报道的这起日遗炮弹爆炸事件是我当律师代理的第一起案件，也是我用了8年没有打完、可能要继续打下去的案件。”苏向祥对记者说。记者：从着手调查到案件胜诉，经历了8年，这8年中最艰难的经历是什么？

　　苏向祥：8年前起诉的两个案子今年都得到了判决。从1995年着手调查，1997年提起诉讼，今年5月15日认定所有事实的判决，最终到9月29日的判决，我们获得了全面的胜利，目前日本政府正在上诉。

　　诉讼和调查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事件发生在很久以前，事件的跨度从1950年一直到1982年，进行了七个事件的调查。我们为了获得证据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把所有的间接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但无论是“5·15”还是“9·29”判决，对整体事件的事实部分，都全部予以认定，包括历史资料。因为化学武器的事件和别的事情不一样，日本政府一直生产化学武器、使用化学武器，1992年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我们通过诉讼，把历史的真相还原出来，这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证据是一方面，现实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受害人，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很少，他们的家庭非常困难。我们的调查取证工作没有各界的支持，也没有费用，这样就限制了我们调查的范围和领域。中国还有2000多名化学武器的受害者，我们将来还要进行全面调查。另外，从心理上也有很大的压力。

　　记者：诉讼过程中，你获得了哪些支持？

　　苏向祥：日本律师有300多人支持我们的诉讼，几千普通日本公民也来支持我们的诉讼。相对来说，中国这边的支持就比较弱一些，但是今年以后就好多了，以往是很艰难的，尤其是不被广泛理解的时期。今年“5·15”判决使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诉讼，“9·29”胜诉对我们以往工作作了肯定。“8·4”事件又把它推向了高潮，两国政府已进行了谈判，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记者：日本有300多名律师为中国受害者打官司，而我们却只有几名律师在参与这场诉讼，你觉得孤单吗？

　　苏向祥：12月2日，黑龙江在全国率先成立了针对日本的民间索赔诉讼委员会，来自全省各地的首批37名律师自愿无偿加入到这个组织，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日索赔诉讼律师团，我和我的战友们并不孤单。

　　“8·4”事件后，国内的民众搞了一个网络请愿签名，100多万网民在请愿书上签名，这对日本政府来说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所以“8·4”事件达成了政府之间的协议。除了国家的努力，这和民间普遍的声音也是分不开的。跳出判决结果，看待诉讼意义

　　记者：你对关注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的读者最想说些什么？

　　苏向祥：“9·29”判决是划时代的判决，所以引起了更多更广泛的关注。我们希望更多人关注我们的过程，跳出案件判决的结果，看待我们诉讼的意义。

　　对日诉讼的意义不仅是要为受害的中国公民得到赔偿，同时，通过诉讼的手段，能够将侵华日军加害和中国公民受害的事实公诸于众，唤起舆论支持，敦促日本政府通过立法的手段，对所有同类受害者进行谢罪和赔偿。

　　因我们的诉讼可以让日本的国民和政治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无论是“5·15”或“9·29”判决，都起到了这样的效果，有了正确的认识，日本政治家才会考虑全面解决化学武器问题。

　　记者：这次作为央视“今日说法”年度法治人物候选人，有什么感受？苏向祥：这是对我们8年工作的肯定，与其说关注我，还不如说关注这个事件，我只是探索民间解决化学武器遗弃问题途径的探路者。应进行广泛沟通

　　记者：你如何看待这项工作的意义？

　　苏向祥：我们的诉讼可以使中日两国国民广泛地进行沟通，达到相互谅解的目标。

　　在对日的声音中，我们听到了如抵制日货等言论，我不赞成这样的看法。从历史的、法律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中日两国的遗留问题都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可以解决的。我们在诉讼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法律上的障碍，在“史无前例”的情况下，我们就用法的基本理念去解决问题,我们说服了日本的法官。我们认为，法的精神和本质是解决中日关系的一个有效途径。

　　很多民众不了解这一段历史，不了解真相，我们想把这段真相，通过诉讼，传递给他们，让他们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我们是可以说服这些人的，让他们去了解真相。

　　日本政府从来都是隐瞒这段真相，在没有了解真相的情况下，谈中日友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能够胜诉，说明日本的政治家也不全都是“歪嘴”的政治家，有一部分人还是支持我们的。我们要反对的是日本政府中一小撮右翼势力，让他们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认识，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解决一切遗留问题。才能达到1972年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期望的目标。

　　记者：你对日方对“8·4”事件采取的态度和做法满意吗？

　　苏向祥：还算比较满意，毕竟日本政府的态度较以往要积极了许多。可是，我们并不放弃通过民间诉讼的方式给44名受害者讨回赔偿。这次事件的较好处理，媒体帮了大忙。

　　我的观点是，我们的诉讼能起到预防“8·4”事件发生的作用。在诉讼过程中，通过中日两国民众的交流，日本在侵华期间了解遗弃化学武器真相的老兵都勇敢地站出来，指出遗弃化武的地点。目前我们发现了八条线索，这对预防有着重要作用。最近，我们就请埋藏化武的老兵到中国的埋藏地点进行指认，然后我们划定大概的范围，再通知中国政府，由政府进行勘察。

　　记者：下一步，你要做什么？

　　苏向祥：任重道远。8年多，现在看待这些判决，只是全面解决化学武器问题的开端。下一步，我们将通过网络和其他媒体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线索，重新回到调查2000名化武受害者的工作中，继续关注每个受害个体。

　　据我掌握，日本政府在如何防止“8·4”事件的发生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们通过民间的行动可以给日本政府提供一个典范。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如果他们做的话，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们的目标是端正历史认识，救济受害人，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我们已经跳出了案件本身胜诉或败诉的狭义概念。

　　化学武器的全面解决，在中国国内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何对所有化学武器受害者进行调查，让社会公众对他们进行个体关注，这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目标。

　　在采访结束时，苏向祥告诉记者，对“9·29”判决，日方已经提起了上诉，但他坚定地认为，日方必败。（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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