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据《中国青年报》12月3日报道，陕西省靖边县一些部门“创收有术”，向歌舞厅小姐收取管理费200元，准许她们“执证上岗”，至于这些歌舞厅小姐“上岗”干些什么，则无人过问。无独有偶，笔者想起了12月2日《北京青年报》报道的一则新闻，说在德国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市，有个泽罗集团收废物想出了一个高招儿———发放“俱乐部会员卡”。这是鼓励收集再生资源和针对有些居民没有养成给垃圾分类习惯而采取的措施，并且这个公司赚取了不少利润。

　　尽管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是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同是“证”、“卡”，同样是为了加强社会环境的治理，但因管理的对象不同，一个赚取利润可以光明正大，一个却得到了抨击，原因何在？从维护社会公共环境和加强管理来说，笔者以为，德国这家公司的行为是在遵守本国关于尽量利用再生原料法律的框架下，于是得到了公众的称赞；靖边县的这些部门则是破坏法律，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自然得到了舆论和公众的谴责。此其一，法律是现代社会各种行为主体的规范。

　　其二，靖边县的这些部门为什么敢如此做呢？原因无他：利益。报道称，仅2001年就办了1000张证件，收入达20余万元。这些政府部门把政府公共行政行为市场化，在自身特殊利益的驱动下，一些政府机关把本该属于无偿服务的项目变成了有偿服务项目，运用行政权力收取或过多地收取各种管理费，把行政权力当成了获取自身特殊利益的工具。

　　其三，为什么这种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呢？从1998年开始收取的管理费何以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呢？监督的缺位是这种行为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为了利益，如果没有监督，笔者以为那些德国收破烂的“会员卡”，恐怕同样会走样，而其之所以得到称赞，恐怕与社会风气有关之外，社会监督也是其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