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评论

王怡

这些年，年关一近，严重的欠薪问题就井喷而出。拿不到过年钱的劳动者往往爆发出难以容忍的愤懑。有报道说，中国欠薪总计超过千亿元。

目前，针对欠薪问题，各地在行政制度上的创建可谓八仙过海。天津、山东等地建立了“企业欠薪预警机制”，其中最厉害的一种处罚是“情节严重的，将在媒体上曝光”。江西等地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企业欠薪责任追究制度”，上海、深圳等地还要求企业缴纳工资基金，用于特殊情形下先行支付拖欠职工的工资。深圳自从1997年率先实施这一制度，迄今共计垫付被拖欠工资达900万元，但去年一年深圳企业欠薪就在两亿以上。南京的《工资支付条例》在11月1日生效，成为全国第一个正式实施的《工资支付条例》。其中有一些强硬的规定，如企业拖欠工资，职工可以要求拖欠额25％的补偿金；在劳动部门限定的期限内企业仍无故不支付的，还将责成企业向劳动者支付相当于被拖欠“工资报酬、经济补偿金总和的1至5倍”的赔偿金。这一立法模式已得到北京、深圳等地的效仿。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也向全国法院发出通知，对农民工工资拖欠官司要依法快立案、快审判、快执行。

这些举措无疑很符合民众的心理期待，即政府加大监管力度，提高了企业的违法成本，有助于欠薪问题的解决。各地政府在维护劳工权益上发挥着主力作用，今后也依然大有可为。但也应该指出，过分强调行政的强制性作用，也失之偏颇。因为，劳动合同是一种私人契约，当企业拖欠工资的时侯，只有受侵害的劳工才有权要求实施救济，最终的诉求对象只可能是法院，而非政府。同时行政监管的繁琐可能导致政府系统的昂贵，使全社会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

其实，防治“欠薪”，既需要政府强力出手，也应依靠劳工集体维权。

试想，当企业欠下很多债权人时，它通常会选择把有限的钱还给最紧要的人。这一点本身无可非议，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劳工往往是那个最不紧要的债权人。有人说这是因为农民工的社会弱势地位和法律、文化素质偏低，但这并不完全。因为“欠薪”也不完全是农民工的问题，中国迄今最著名的一起拖欠工资案就是百万球星黎兵、姚夏状告俱乐部的官司。作为中国劳工收入最高的行业之一，中国足球联赛中的大小球星长年以来饱受工资被拖欠之苦。而作为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行业，教师的工资也比其他任何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工资更容易被拖欠。

无论球星再有钱，教师素质再高，他们致命的弱点都一样，就是利益的高度分散，因此能够被逐个击破，不易在个案中形成团结。在面对用人单位拖欠工资时，球星、教师和农民工的弱势地位甚至是完全一样的。当然农民工还有另一重特殊的弱势，就是作为外地人群与充满偏见的本土社会之间的冲突。改变这种地位的主要方法，是政府通过制度支持劳动者的组织化和集体化维权，政府的力量主要应该放在这上面。只有在以大博小的集群力量下，农民工才可能与老板相对平等地谈判。球星们期待的，不仅是一个能为他们撑腰的行政管理者（足协），还有一个真正有力量的球员工会。农民工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求人不如求己，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利益最好的维护者。当有官员抱怨“全国只有4万劳动监察员”时，他忘了全国有1.3亿工会会员，9400万农民工，171万个企业工会以及无数个没有工会的企业。假设这样庞大的劳工群体都缺乏抵抗企业欠薪的自身力量，那4万名劳动监察员即便膨胀成40万名，不也是杯水车薪吗？

依靠强制永远只能解决少数案件。政府的行政力量是重要的，但并不能彻底替代劳动者自身的维权。当政府力量与劳动者力量有效整合时，政府的作用才可能发挥到最佳。近年来，随着《工会法》的修改，全国总工会的角色开始向着劳动者的集体维权倾斜。今年全国工会十四大更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外地务工人员加入工会。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趋势。为了扶植劳资双方的平衡能力，为了彻底解决欠薪问题，目前紧要的是：既要让企业上面的政府变得更有作为，又要放手让企业下面的职工变得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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