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安改革：“孤岛突围”还是“人走政息”(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04日15:56 南方周末

　　宋亚平在任4年多，敲掉了3000多人的铁饭碗，对干部进行强行“洗脑”，14项改革每一项都是一场地震。奇迹的是，他摆脱了“改革人物多悲剧”的命运。然而，最近有关他的去留，成了当地最敏感的话题……

　　本报记者万静波

　　11月中旬，正值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委换届选举前夕。有关区委书记宋亚平的去留问题，在当地已成了一个敏感话题。

　　某局有名副局长，是咸安仅有的两名北大毕业生之一，1989年毕业分配下来。他能力很强，用宋亚平的话说，是“宝贝疙瘩”，在换届前却打报告要求调走。表面理由是群众基础不好——他曾在民意测评中，名列全单位倒数几位，还不如门卫。宋亚平找他谈话，他透了底：尽管他和宋没有私交，完全是凭着个人能力上来的，但还是被视为改革派，“万一你调走了，我岂不是成了牺牲品？”

　　从2000年初开始，4年时间里，宋亚平在咸安接连推出了十四项引起激烈反响的改革。他敲掉了3000多名干部的铁饭碗，对官员进行强行“洗脑”。“一潭死水，活生生地被强力搅动了”。

　　然而，人走政息，在中国的一些地方，这几乎成了一道铁律。人们关注宋亚平的去留，实际上是在担心，宋亚平推行的咸安改革能否继续……

　　“病根”

　　咸安辖区内京广铁路、107国道、京珠高速公路贯穿而过，区位优势明显，山林资源丰富。

　　然而，在1999年8月宋亚平被调到此地担任区委书记之时，咸安是全省38个贫困县市之一。财政赤字已达3000多万元，“普九”负债尚有9600万元。

　　更为严重的是，咸安有各种名目的基金会130多家，历时12年，非法高息揽储达3.68亿元。由于多年未被治理，1999年初出现挤兑风潮。上访的民众围堵政府大门已是常事，后来发展到围堵107国道，最后甚至想堵京广线，差点使这条贯穿全国的大动脉停运。要想解决这个牵涉到相当一部分咸安人的大包袱，就意味着3个多亿的坏账窟窿得去填补。

　　这种局面，为官一任，还怎么出政绩？有的官员甚至刚到任就主动要求调走。

　　宋亚平显然是个铁腕型的人物，从上任到当年底的4个月，138名干部被处分，还有30多人被判刑，最高被判到20年徒刑。几年下来，通过追债、拍卖抵押房产、申请中央专项借款等，基金会债务已接近全部化解。

　　但接下来，宋亚平发现，撼动基金会已不容易，想撼动咸安传统、甚至是封闭保守的官场思维，更是难上加难。

　　最早他经常骑自行车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调查了解情况，有人讥讽说他是“沽名钓誉”。

　　他主张干部都讲普通话，他自己是咸宁人，但他大会小会都说普通话，几次下来，有人讥之为：“刚来就跟我们打官腔。”

　　他从1990年代初期就用上了手提电脑，刚到咸安，他总是笔记本不离身。有人认为他是“故意拉开与工农干部之间的距离”，“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焦裕禄也没听说过用新玩意”。

　　他曾想从沿海招聘一批人才，以加快咸安发展，刚从广州引进一名专业精通的城建委主任，反对声四起：我们咸安几万干部，就挑不出一个建委主任？还要外人来当！

　　“咸安经济发展不够，只是一个客观现象，其‘病根’在于思想解放不够，改革开放不够，以及干部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够。”深入调研后，宋亚平用三个“不够”为咸安作了个概括。

　　咸安的前身是1985年成立的县级咸宁市，1999年撤市为区，过去是咸宁地委行署所在地，在现今咸宁6个县市区中立市最早，经济实力原本最强。但十多年下来，已被赤壁市等周边县市超过，1998年咸安的GDP为十多个亿，几乎只是赤壁市的一半。

　　有两个例子被当地干部广为流传：从1990年代初开始，咸安一直力争一个4亿美金的火电厂项目，却被中途杀到的赤壁市一把抢去。如今这个火电厂已进入良性循环，二期工程投入又是50亿，全部建成后仅年利税就将超过6个亿。

　　更大的一次错失良机，是生产富康小轿车的神龙公司最早曾想选址于此，到最后，却因征地费用等枝节问题而谈崩了。

　　一位咸安区政府领导亲口告诉记者，直到最近，对以优惠条件吸引外地客商投资一事，还有人在区政府会议上讲：为什么要把钱给外地人赚走！

　　有人感叹：要不是靠着京广线，咸安还会不会被外人遗忘？

　　改革

　　从2000年初开始，宋亚平开始了他的改革尝试：

　　2000年，以产权民有为核心的国企改革启动，先后有9600多名工人下岗；

　　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按照竞争上岗、末位淘汰的方式进行人员分流，2353名干部离开岗位；

　　2001年，教育系统全部撤销教育组，整个教师队伍实行竞岗制度，又有550名不合格教师被分流；特别是2003年初推行的乡镇管理体制改革，将乡镇一级的党政机关“砍”掉60％，财政供养人数减少44％。

　　机构改革，问题最多在乡镇。以前一个乡镇总有派出所、农机站、水利站等“七站八所”20多个。今年5月，咸安除保留了派出所、国税所等机构外，其余的“摘牌、收章、改制、走人”，全部改制为“服务中心”，3年内逐渐“断奶?保钪胀葡蚴谐　?

　　这场改革涉及面之广，牵涉人数之多，力度之猛，震动之大，触及利益之深，在咸安前所未有。

　　改革人物历来命运多艰。这方面的悲剧人物，仅本报近年来报道的就有董阳、夏一松，无一不是在改革中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围攻、中伤和强烈反扑，最后不得不“败走麦城”。而作为咸安改革的设计者和主要推动者，尽管宋亚平亲手敲掉了至少3000名咸安干部的铁饭碗，但他居然“活了下来”，连他都自认是“不多的幸存者之一”。

　　此中原因和经验，值得深究。

　　咸安改革之顺利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在宋亚平看来：“改革不仅需要勇气和魄力，更需要智慧和技巧。”

　　这种智慧和技巧，就是不要把裁掉的人逼上绝路，给他们以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时转变他们的观念。为此，宋亚平做了两件事：一是“五保合一”，为在职干部、退休职工、下岗分流人员构筑了一道社会保障体系；一是“选派干部南下打工”，促使“官本位”思想坚冰的松动。

　　过去，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只施用于合同制工人，国家干部的退休养老，仍由财政统包起来。2000年4月，咸安区委决定在全区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广泛推行“五保合一”，为干部职工统一办理养老、失业、医疗等五项保险。

　　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干部每人每月要扣除工资额的5％缴纳保险金，本来工资就不多，一下又少了几十块，任谁都不舒服。有人急得跳脚：“搞了一辈子革命工作，本该由国家供养，这下可好，又要自己养自己。这不是年三十玩龙灯，越玩越转回去了？”

　　一些单位也确实缴费困难。一位区委常委就向记者直言，他所在的部门只有十多人，本来就是清水衙门，“五保合一”后，且不算个人，光单位一年就得缴2万多元。在农业局、文化系统，这种情况更是普遍存在。

　　但宋亚平仍强力推行。单位暂时没钱的，区财政先垫资。仅此一项，区财政就一年拿出1300多万，占全区可支配财力的近四分之一，3年共缴纳五保费用4000万元。

　　强硬的态度，再加上财政垫资，抵触情绪慢慢消解了。参加了社会保险的分流干部、企业下岗职工，一个月可以领取210元的失业保险，起码不会饿死。这个被俗称为“劫富济贫”的政策为全区所接受，到当年底，咸安有438个单位、3.1万多人参加了社保，参保率达90％。

　　“五保合一”成为了维持咸安社会稳定、推动改革顺利进行的“减震器”和“安全网”。

　　“洗脑”

　　2001年初，咸安又推出了“选派干部南下打工”制度：把一批有素质的年轻干部推向沿海发达地区，打工锻炼，两年内不许回来工作，一个月只发150元生活费。宋亚平想通过这种“极端体验”，强力逼迫干部“洗脑”，扭转咸安干部过去根深蒂固的“官老爷”思维。

　　这一举措，引起了全国新闻界的关注，有人很形象地称之为“生存大挑战”。

　　区委宣传部的一位科长坦言，当时听到这一消息后，“胆战心惊，几天都睡不好觉，觉得天都要塌了”。他说，“许多青年干部都阴沉着脸”。当时连区委班子成员中都有人不理解：“这简直是不把干部当人看！”

　　最后，全区有187名干部被推向市场。其中，已当上乡镇长、党委书记正职的有4人，副科以上干部十多人。

　　其中还包括区委书记和区长的秘书。这些干部一出去，马上感受到了压力。到深圳人才市场求职，“妈呀，黑压压的全是人，都要求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英语至少四级以上，会电脑操作”，很多人半个月找不到工作。

　　更大的震动来自于观念。过去，干部身份让他们感觉良好，在深圳却完全失效，“人家一听说你原来当干部，看都不看一眼，认为干部就是光说不干”。

　　原麻塘乡党委宣传委员杨海军是个帅小伙，最早填求职表时，把“乡抗洪抢险突击队长”、“办公室主任”等资历都写上了，后来又偷偷拿掉。

　　原石桥乡党委书记刘明灯同样多次修改求职简历：先写“党委书记”，找不着工作；划掉“书记”，只填“乡长”，还是不行；最后只能“造假”，给自己编了一段企业工作的经历。

　　2001年5月，央视《实话实说》栏目把宋亚平和几个打工干部请去做了一期节目。就在进演播厅前，宋亚平接到一个电话：有个干部在深圳竞聘一个岗位，他按照内地惯例，偷偷给主考官递了一个红包，结果被当场取消候选资格。

　　有人给区委组织部写信谈感受：“在这里，拿到上万元月薪的人，也没见他们搓麻将、‘斗地主’（一种纸牌游戏）。”

　　还有干部写道：“回想过去的生活，就像是只米缸里的老鼠，有吃有喝，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还以为自己很快乐，现在知道发愁了，米缸里的米总有吃完的那一天，那时怎么办？”

　　3年来，咸安先后派出4批干部，共计600多人。

　　头两批共220名打工干部中，没有回来的，回来又走的，占到了30多个。在他乡，他们也许已找到了更合适的人生舞台。

　　改革，过去只是宋亚平等少数人推崇的理念，现在，正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桂花镇有条街道，一下雨就成了淤泥坑。最严重一次，一天摔倒了20多辆摩托车。要修路得100多万，镇里却掏不出这笔钱。打工干部镇权当上书记后，没要政府掏一分，就把路修好了，?一棺耸嗤颉Ｋ玫氖恰俺鞘芯钡乃悸罚核蘼罚玫缆妨奖叩纳桃悼⑷ā＝峁蹲噬套约赫疑厦爬础?

　　整个经济环境也在好转。近几年来，咸安已出现了几家利税过千万元的企业。

　　评说

　　提咸安改革，不能不提宋亚平。

　　刚到咸安时，各区直单位、乡镇负责人不断登门“看望”他，有的直接就是送礼，动辄成百上千。开始宋亚平婉拒，后来实在烦不过了，就黑着脸把花花钞票向对方砸过去，直到对方灰溜溜地拣起来偷偷走掉。在采取了几次如此“极端”的行为后，射向他的“糖衣炮弹”才算减少。

　　他在全区大会小会上讲：“改革确实会影响你们中不少人的利益，但你们想想，这场改革，从根本利益上说，谁的损失最大？不是你们，而是我宋亚平！区委书记过去集人权、财权、事权于一身，你们想升官发财，就得来找我，现在一改革，把我自己的权力革掉了，说到底，咸安改革，首先是把我自己的命革掉了。”

　　据说有一次中央某部到咸安调研，找他座谈县（区）委书记的用人权问题，他问：是说场面上话，还是说我自己的话？在得到“后者”的答复后，他说了：“要我说，区委书记的用人权可以不要，只要有监督权就行了，把全部位置公开，实行‘海选’，由群众说了算，你看他干得好不好？”

　　有人说，宋亚平的改革作风和他的性格有直接关系。武汉大学硕士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北省政府政研室。这本是份让许多人羡慕不已的工作，两年后他竟然不干了，成为当时湖北省政府第一个辞去公职者。

　　后来的“干部打工”，其实是他自己的一段经历。当年他揣上妻子给的280元，南下广东找工作，几天后眼瞅着要断粮了，他一咬牙到广州火车站当起了搬运工。第一天汗流浃背下来，赚了“17元”，“这是我这辈子含金量最高的收入”。就这样，他足足扛了20天大包。知识分子不好意思讲价，本该要5元，别人给3元，他也不吭声地接过。

　　这段令他终身难忘的经历，对社会底层的接触，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了解，后来使他甚至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凡是干部和老百姓发生矛盾时，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干部出了问题”。

　　经商赚到钱后，1990年，他又考回武汉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时，他为改革家江上舟的理想和勇气所折服，奔赴海南洋浦，作为江上舟的主要助手之一，参与了后来名闻全国的“洋浦实验”。这段实际操练的改革经历，给宋亚平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998年，湖北省到沿海发达地区选拔干部，正要寻找一个舞台的宋亚平决定回来，“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负”。

　　应该说，他是幸运的，他大刀阔斧式的改革，不仅没有败走麦城，还得到了来自上层的支持。今年，宋亚平被评为湖北省“勤政廉政典型”，全省6人，他是惟一的区（县）委书记。

　　问号

　　实际上，表面看起来一切顺利的咸安改革，后面仍隐含着漩涡。

　　今年2月，一直关注咸安的湖北省委机关报在一版连续推出系列报道，其中一篇的标题赫然是：《咸安会不会成为“孤岛”》。

　　咸安搞乡镇管理体制改革，一些站所被撤销了。有些上级职能部门频频给区里打电话，《湖北日报》的那篇报道写道：

　　有的话绵里藏针，“机构改革是好事，但不能影响工作。你机构都没了，我能把项目往你那儿放、能把经费往你那儿拨吗？”

　　有的话听来让你直冒汗，“改革我们不反对。但这个工作事关国策，是要一票否决的，到时候进了‘笼子’，咸安的干部都要受影响。”

　　区委宣传部精简机构，将文艺科并入宣传科，但在上级检查中，却因此被扣了4分。

　　改革，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和上下协调的配套措施，会不会最后触礁搁浅？

　　现任横沟桥镇党委委员杨海军讲了两次赞同宋书记改革举措的话，都在公开场合，就有人揶揄他：“好会拍马屁呀！”

　　咸安有条连接3个乡镇、十多万人口的路，过去一直是条简易的乡村路，人大代表提了十年意见，十年没修通。宋亚平上任后，农民出劳力，全区干部先集资垫资，“干起来再说，工作开始了才好去要拨款”，结果被人告状，说他“劳民伤财”、搞“政绩工程”。

　　上级派员核实，最后表态，“你们是在干好事”。省里拨款，他又到北京争取了1000万，终于把路建成了。他很感慨：“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扯淡的。不改革，按部就班，一切都好，你要做事，那就啥都来了。”

　　现在，咸安正面临着换届的关键时候，当地不少支持改革的人都在关注同样的问题：宋亚平会不会走？咸安的改革会不会就此终止？

　　事实上，今年第四批打工干部选拔外派时，就遇到了困难。不少年轻干部讲：“宋书记，你把我们送出去了，万一你走了，我们还能不能回来？”

　　还有人评论说：咸安改革带有很强的人治色彩，如果没有宋亚平的强力推动，改革能否搞得起来？更有人尖锐地发问：目前的改革是动下不动上，“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你把改革对准区四大班子试试看？

　　咸安经验可学不可学？咸安改革是否有推广意义？在采访中，有些人表示出谨慎的疑问。

　　记者听到了三种比方：一种说，宋亚平是在与一辆惯性行驶的火车抗衡。

　　另一种说，他是在削蜡烛，看表面上划了一道印痕，但不久新流下的烛泪又会把印记覆盖了。

　　还有人说：他确实把土翻松了，但土壤之下，却是水泥。

　　求证于宋亚平，这位多次拒绝记者采访、“只想默默做事”的人说：“士为知己者死，我不是非要这顶乌纱帽不可，信任我，我就拼命干，不赞同了，我就拍屁股走人。”

　　这一届任期里，他说他有两个没完成的遗憾：一是他一直想搞的广场对话，推动基层民主，直接与民众见面，听取意见解决问题，却因种种原因没有搞起来；他还曾设想把农民的赋税全部取消掉，但由于区财力不够，实施条件还没有到来。

　　他说：“只要改革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那就是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图：

　　2002年12月，宋亚平（左一）和第一批打工归来的青年干部座谈杨发维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