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世存

　　在影响政府决策和运用法律手段时，艾滋病人多是无能力的“弱势群体”，而媒体和NGO等社会资源的介入也过少。艾滋危机不是过一个艾滋病日、开一次国际性会议、制定一项承诺就可以万事大吉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承受能力的提高，艾滋病终于由一度的“社会禁区”，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我们意识到，艾滋病危及到社会的安全秩序，艾滋病现象有违社会正义，我们甚至能够跟国际接轨，举办有关艾滋病问题的论坛、会议。不过，认真分析，我们对艾滋病问题的解决相当简单，与历年预防世界艾滋病日主题相比(尽管我们现在可以同步进行)，我们现在的任务还是在落实其十多年前的主题，如1991年的主题“共同迎接艾滋病的挑战”，1992年的主题“预防艾滋病，全社会的责任”等等。

　　今年的主题虽然美好，“LIVE，LET LIVE”(相互关爱，共享生命)，但若翻译成河南大实话——“活着，让俺活着”，其声音仍需要漫长的通道才能传到全社会的耳朵里来。

　　政府和全社会在迎接艾滋病挑战中还有相当多的局限。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现在到了打攻坚战的时候，在政策、法律、宣传活动之外，需要有足够的力量来狠抓落实。政策的不足可以调整，法律的手段可以介入。

　　举例而言，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今年发布的“河南艾滋病、法律和人权”的课题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一条和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国家……保护人民健康”，“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指出这样的事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河南省政府的动员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主要是在卫生机构中献血(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当时，这些血站违背卫生部规定，对献血(血浆)者不做艾滋病病毒检测；抽血的针管不消毒；特别是在血球回输的时候，许多人被艾滋病病毒感染”，所以，报告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我们认为，感染者有要求血站(并主要是政府血站)和政府卫生部门赔偿的权利。”

　　又比如，上海市血友病之家负责人孔德麟启动其抗艾滋病项目时说，“因为在90年代使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污染艾滋病病毒的第八因子，我们中间许多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争取必要的抗艾滋病治疗和药物，争取将血友病治疗纳入国家的医疗保健制度中，是我们目前争取的主要目标。我们不排除通过法律行动，实现上述目标。”

　　但是，在影响政府决策和运用法律手段时，艾滋病人多是无能力的“弱势群体”，而媒体和NGO(非政府组织)等社会资源的介入过少。由此造成的现状是，面对庞大而分散的艾滋病人群，我们只有政府执行层面的少数公务员和社会层面更少的NGO志愿者迎战。

　　正是出于这种前提，北京爱知行在得出上述结论后仍只能向政府提建议，“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特别是那些国家应该对其感染艾滋病病毒负责赔偿的卖血和输血感染者，提供抗病毒治疗和合乎人性的照顾。”要知道，从提建议到参与公共决策，还有不短的距离。

　　由历年预防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可以看出，艾滋病对社会的挑战是长期的，我们对艾滋病的攻坚战不可能像对待例如SARS那样短平快。

　　说到底，迎接其挑战，需要大量的社会资源，如人力资源、媒体资源、技术、资金等等，只有资源的社会分布达成某种均衡，艾滋病才不再成为威胁。但今天中国国内承诺帮助艾滋病家庭的组织只有如北京爱知行、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基金会、红树林、爱之关怀等不足十家，个人也只有高耀洁(河南)、桂西恩(武汉)两人。

　　无论是地方基层政府还是城市基层组织如居委会，都有对社会力量的不信任，甚至不知NGO为何物，他们坐在火山口上仍不接纳全社会的力量。对一些艾滋病人来说，他们不仅不知自己的权利，反而用一种自污的方式，一种生命认同完全背反我们社会的方式来讨生活，而媒体和治安人员顺势称其为“艾滋扒手”“艾滋嫌犯”。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更多的人成为NGO成员或志愿者，更多的组织和个人从一个人和病人(艾滋病人)的全部生活需要出发来帮助后者确立自信、自尊。这不是过一个艾滋病日、开一次国际性会议、制定一项承诺就可以万事大吉的。

　　相关专题：新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