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大中专学生就业压力之大，从人山人海的招聘会中就可窥见一斑。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许多企业开出年薪28万、30万的高价，竟然请不到一名高级技工。

　　深圳市近一年里连续几次向社会公布的“劳动力市场指导价”中，高级钳工的平均月薪多次超过硕士研究生的平均水平。北京市统计局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也显示，社会急需的月薪超过5000元的“十大职位”中，高级技术工人就占了4个；一些企业老总发出“找一个高级技工比找一个工程师还难！”的慨叹；近日更是传出上海某企业70万聘请日本的下岗高级技工的消息。

　　高级技工，就是高级技术工人，在企业中的身份就是工人。他不同于普通工人之处在于高级技工拥有的专门技术能够解决企业的关键技术问题，所以在企业中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据悉，培养一名高级技工需要20年，所以决不是粗通技术就可以称为高级技工。这种高薪聘请技术工人的行为也绝不能等同于前几年社会上所谓的“脑体倒挂”。

　　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目前有技术工人约7000万人，其中初级工所占比例为60%，中级工比例为35%，高级工比例仅为5%；而在西方国家中高级技工占技术工人的比例通常要超过35%，中级工占50%左右，初级技工占15%。

　　在成都市日前举行的第11届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聘请会上，四川一个企业开出年薪30万的高价聘请高级技工，但未能如愿。江苏昆山的一些企业喊出“年薪28万聘请高级电焊工”的口号，依然良将难求。而长江三角洲地区素来是耕读传家，现在“技工荒”也成为制约该地区发展的瓶颈。即便在装备制造业实力颇为雄厚的上海市，目前高级技工占技工总数的比例也只有6.2%。据上海市经委预测，未来3年内上海市年均高级技工的需求约为1.8万人。

　　上海、山东、广东、浙江等地爆出过高级技工月薪五六千、年薪十几万的冷门新闻，不少地方正在酝酿出台向一线高级技工倾斜的工资政策，有的地方政府在公开的工资指导价位中，将汽车修理工等技术工人的最高年薪定在相当于或高于博士的水平。更有甚者，部分地区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还不到60%，而高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往往还没有毕业就已经被预定一空，就业率高达99%之多，特别是汽车修理、数控机床、检测等专业更是供不应求。

　　物以稀为贵。价格杠杆向供方市场的倾斜反映了中国当前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术工人严重稀缺的现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近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目前中国城镇企业共有1.4亿名职工，其中技术工人为7000万名，在技术工人的队伍中，高级技工仅占3.5%，与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远。按照“十五”规划，中国高级技工的比例应当达到15%，目前高级技工的缺口高达数百万。

　　高级技工的高薪并不是新闻媒体的哗众取宠，各地高级技工岗位人才奇缺现象恰恰说明了高级技工行业的特殊价值。这种稀缺度决定了其在竞争激烈的人才市场上的优势地位是必然的。但在下岗工人的数字日益攀升，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普遍不理想的情况下，高级技工为何能出现稀缺状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高级技工的缺乏症应当是长期以来畸形的人才观、对职业教育的误解、长期的社会传统文化积淀以及错误的社会风气引导的合力产生的结果。

　　畸形“人才观”作祟。高级技工虽然是身怀绝技的技术人才，可能在企业为难之时力挽狂澜，但在整个社会的人才评价体系中却得不到认同和承认。不管是高级技工还是普通的工人，在工厂中一样都要到一线的车间劳动，一样是颐指气使的对象，其身份远远不如车间的办公室人员高。

　　“高级技工”在社会的人才评价体系中不属于“人才”之列，其与干部、管理人员的身份、地位都不相同，工资、奖金、住房、福利待遇也不似干部和管理人员有既定标准，而是完全由市场调节。尽管按照国家规定，技术工人应当享受同级工程技术人员待遇，但大多企业干部和工人的分配还是壁垒分明。按照现行政策，企业从外地引进的外省市高级技工只能作为聘用的劳务工，无法享受到相应的待遇。

　　有关部门曾做过一份近千名技工问卷调查显示：在“你对目前工作不满意的主要原因”一栏中，46%的人回答“工资待遇低”；12%回答“只重学历不重能力”。采访中，一些技工说：“这些年，技术工人在不少企业算不得人才，劳动得不到社会应有的重视，激励措施雷声大雨点小，再加上下岗、失业等，都伤害了我们的感情。”

　　这种畸形的“人才观”直接导致了“高级技工”后继无人。

　　“轻工”的社会传统使然。中国国民意识中一直存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所以才会出现成都市人事局人才市场管理处的一位负责人说的“在不少人的观念里，总认为只有在管理岗位上才能施展才华，得到升迁的机会，而事实上，高级管理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趋于饱和，高级技工岗位人才奇缺状况已经展现。”

　　现在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都是出入写字楼的“白领”、“金领”，似乎他们就是事业成功的化身。他们笔挺的西装，风度翩翩的形象和“蓝领”们满身的油渍形成的对比在公众的选择中已经形成了潜在的价值判断。在具体的工作层面，这些年追求人才高学历带来了人才消费虚热，不少企业扭曲了用人标准，片面追求高学历。招聘广告上一律要求本科生以上学历，或者研究生学历，冷落了掌握着绝活的高级技术工人。

　　目前，许多省市已经认识到了高级技工稀缺对制造业等的制约作用，并不断出台新政策，比如对高级技工施行年薪制、高级技工享受政府津贴等等。同时，从近几年的就业形势看，高职学校毕业生的毕业分配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已经呈现出优势。而且，随着加入世贸后，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加工制造中心”，就更加需要高等职业教育加快培养出大批适应现代加工制造业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

　　就在高级技工广东告急、全国告急之时，日本高级技工正通过有关民间组织与中国联系，有意来华“再就业”。上海市已经通过人力资源公司的运作以70万的高价引入日本技工。这一事实已明白地传递出一个信息：随着全球性产业大转移的进程加快，如果国内技工的素质、技能达不到要求，最后将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二是大批“洋技工”来抢饭碗。

　　内忧外患的现状对中国的技术教育形成的压力已经日益凸显。社会急需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并呼唤尊重技术精英的社会氛围的回归。虽然技校多年以来的惨淡状况使得这一状况并非一日就可以扭转，但技术教育迎来“第二春”将是指日可待。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作者：宋雪梅 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