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12月7日消息：11月6日晚上，一次罕见的“雷雪”天气突袭了首都北京。这场有气象记录以来11月份首次观测到的最大的初雪，并没有给人们的出行带来太多的不便——北京的交通基本畅通。

这不禁让人想起在2001年的12月7日，同样是一场大雪，却带来整个北京的交通瘫痪。如此截然不同的两个局面，不能不归功于此后北京成立的由公安、交管、市政、环卫、气象等部门联合组成的雪天道路交通保障应急指挥部的有力工作。

然而，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并没有让这个城市沿袭多年的照明、供暖制度得到改变。尽管气温已降至零下，而大多数居民只能裹得紧紧地坐在家里，因为11月15日正式供暖是30年来不变的规定；尽管早晨也是漆黑一片，但却没有一处路灯亮着，因为到点就关灯是多年来的做法。

从非典疫情到淮河水患到接连不断的地震灾情，2003年，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灾难过后，有一个词也逐渐开始被人们熟知和关注：“应急管理”。现在，在人们的心目中，面对各种突发的天灾人祸，处理危机与消弭惊恐的能力如何，正在成为政府管理能力一个不可不察的指标。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北京的大雪在反映出不同于平常的“应急管理”之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同时，也让人们认识到，对于一个城市来讲，仅仅具备雪天道路保障应急系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包括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重大疫情、人为破坏等在内的各种城市应急系统，才能防患于未然。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30．4％，但是城市灾害应急能力如何呢？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张梅颖介绍，统计表明，我国有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数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海洋、洪水、地震等灾害严重的沿海及东部地区。“但目前城市应对灾害打击的能力却十分脆弱，遭受灾害的损失也越来越重。”张梅颖举例指出，目前全国有639个城市有防洪任务，但达到国家规定防洪标准的城市仅占其中的27％。

“灾害损失比ＧＤＰ增长得更快。”中科院院士陈颙指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聚集财富的同时也聚集风险。“目前城市在地球上所占的面积不到1％，但城市人口却占到全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他指出，由于城市对交通、供水、供电、通讯网络等设施和系统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强，城市中人口和财富的高度集中，都使得城市遭遇灾害时更具易损性。

专家指出，在众城市灾害面前，我们需要一个富有应变能力的决策系统，需要一个及时畅通的沟通系统，需要理性与有效的资源组合。政府的积极作为、媒体的迅速到位、民众的自我调适，在危机中更是不可或缺。

然而，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对于各种灾害的防御和管理却都是以条条为主的垂直方式，缺少统一的协调机制。

地震、气象、海洋、地质、公安、消防、交通、市政、卫生……尽管有如此多的部门各自分管相关的灾害和应急事件，但这些表面看起来各司其职的城市灾害管理体系，在面对复杂局面时，既不能形成应对极端事件的统一力量，也不能及时有效配置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救灾资源，“养兵千日”却难以“用兵一时”。

“这也造成了各灾种间救治预防的重复建设。”陈颙院士强调，特别是在基础地理信息、通讯网络、救灾设备和队伍的建设方面，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情况是普遍而大量的，“这影响了国家在减灾方面投入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防震减灾法、防洪法、传染病防治法、戒严法……尽管我国出台了不少相关法律，但整体上却没有一部救灾法。“我国的灾害管理还缺乏完整而严备的法律体系，涉及救灾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存在空白。”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说，如何产生一个普遍适应的应急预案，涵盖各种可预想及不可预想的灾害，是目前各级政府急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可喜的是，已有先行者在探路：

南宁市在全国率先启动应急联动系统建设－－把公安交通管理各路口监控及消防、医疗急救、公共事业的信息通过光缆全部接入中心大楼，使110、119、120、122、12345及防洪、护林防火、防震、防空等不同部门统一指挥调度所需的信息全部汇集，一旦发生任何一方面的突发事件，指挥中心都能够在第一时间采取应对措施，并及时落实到各个行政单位。

上海全面启动城市减灾应急处置系统，建设起一个集中的指挥场所和统一的减灾管理体系，实现了各个应急系统的无缝连接。

北京宣布计划建造超过1000个的地下“应急避难所”，以便在大地震或火灾发生时供民众藏身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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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如何，政府只有日渐重视灾害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才能从容应对各种灾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