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危机处理是新世纪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09日07:24 解放军报

　　金一南

　　新世纪呈现的突出问题是，一方面边境领土纠纷、民族宗教冲突、意识形态分歧、武器扩散与军备竞赛这些老问题依然困扰着世界，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时代来临，原有的国际制衡机制全面衰退、东西平衡彻底瓦解、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人口爆炸、环境破坏、毒品泛滥，加上海洋权益争夺、单边主义扩张、恐怖主义兴起等等，日益成为人类发

展面临的新矛盾、新冲突与新危机的新诱因。虽然世界大战的阴影离人们日渐遥远，但局部冲突、动荡、混乱与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和带来的灾难却日益严重。人们看到了伴随旧格局解体的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解体、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看到了伴随新旧格局转换期的巴以流血冲突、“9·11”恐怖袭击事件、莫斯科人质劫持事件、巴厘岛爆炸事件，还看到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这些冲击与震荡让人们感受到，在新世纪，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日益与冲突危机相伴。

　　危机日益由偶发事件变为社会发展中的常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冲突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是核武器的出现以及确保相互毁灭的“恐怖平衡”的形成使得世界大战及核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受到极大抑制。二是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国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掣肘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另一方面又由于依存关系的不均衡、不对称、不平等产生了极大的不稳定性，使各种矛盾凸现，国家之间发生冲突、产生危机的几率空前增大。再加上各种跨国力量的大量出现和影响力的急剧上升，国际生活中矛盾冲突的主体正在超越主权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冲突与危机不但在表现形态上呈现多样化的趋势，而且诱发的动因更加不确定。

　　据联合国统计，目前世界上非法移民的年交易额达70亿美元，成为世界性集团犯罪中增长最快的行业。非法洗钱的年度总额为8000亿～2万亿美元，达到全球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2％～5％。全球每年的非法毒品交易额达到4000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左右。与以上犯罪行为勾结在一起的军火走私影响更为严重。联合国的统计数字表明，目前散落于全球的5.5亿件轻型武器中，只有1800万件（占总数约3％）由各国政府、军队或警察使用。非法武器交易占全球武器交易总量的20％。过去10年里，轻型武器促成或升级了全球49次冲突中的46次；在2001年，轻型武器每天导致1000人死亡。这还不包括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甚至核武器出现扩散后可能产生的更为严重的后果。

　　严峻的现实是：全球化既拓展了合法市场，也拓展了非法市场；既扩大和加深了国家之间、民众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也扩大和加深了各种犯罪组织之间的交往和联系。被全球化打破的各种壁垒给世界经济发展创造了新的空间，也给各种跨国犯罪活动创造了新的空间。如中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所说：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魍魉之逐影。全球化本身既是世界未来发展的方向，又成为引起不安和动荡的变量。冲突与危机不论形式还是范围，都出现一种世界性扩散的趋势，不但遍布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而且日益由偶发的个别现象变为频发的普遍现象，甚至成为国际生活中的常态。

　　危机的连带效应日益明显，得不到及时处理的危机往往引发更大危机

　　现代危机如果不能及时处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特性就会变得分外明显。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由于未能及时控制，迅速波及南美和中欧；1997年7月的泰国金融危机更成为触发东南亚以至整个东亚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引发了一场从吉隆坡到雅加达、从仰光到马尼拉、从汉城到东京的整个东亚地区的金融灾难。这场金融灾难不但向整个经济领域蔓延，而且蔓延到政治领域，不但使东南亚各国经济严重倒退、财产大幅缩水，而且连续引发政治危机。2001年4月1日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如果不是及时、冷静地处置，很可能会成为导致中美关系全面紧张、甚至出现严重对抗的起始点。

　　危机的这种“传染效应”、“连锁效应”说明，一场单一因素的危机如果处理不及时，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矛盾连续爆发。单一危机发展为复合危机，经济危机演变为政治危机，局部危机引发全局性危机，一国危机转化为跨国危机，这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时代危机衍生的重要特点。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危机也被全球化了。全球化发展的规模、方向和速度潜移默化中决定着危机发展的规模、方向和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集中注意力于危机事件本身已经远远不够了，跟随其后可能产生的一系列连带效应往往是更大、更严重的危险所在。

　　利用危机甚至制造危机，正在成为一些组织频繁使用的手段

　　这集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强势力量为了达到自身目的，率先挑起危机。如“9·11”后美国宣称伊拉克、伊朗、朝鲜为“邪恶轴心”，并宣布要采取“先发?迫恕钡恼铰裕戎苯犹羝鹆擞胍晾说恼秸；财仁钩史矫媲苛Ψ?弹，间接引发了朝鲜半岛的核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金融危机也是如此。虽然这些危机从根本上说源自危机国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和漏洞，但最终触发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泰国铢危机、1998年俄罗斯卢布危机以及2002年阿根廷比索危机的却是以国际游资为代表的西方金融资本的强势进出和对这些缺陷和漏洞的充分利用。危机国起初因其大量进入受益，继而因其大量逃离受害，面对强势的国际金融垄断力量，只能望洋兴叹，基本上拿不出有效办法。

　　还有另一种情况：弱势力量为了引起注意，借势解决那些单靠自身力量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有意引发危机。巴勒斯坦极端组织连续发动的“人体炸弹”袭击、国际恐怖组织进行的“9·11”式自杀攻击等等都属于这类情况。迅猛发展的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为这类攻击本身以及攻击效应的扩散提供了充分条件。在今天的条件下，冲突日益变成“演给别人看的冲突”，战争日益变成“打给别人看的战争”，其目的并非想在角力场上与对手一决雌雄，而是力图通过冲突与危机发掘一个更大的舞台，引发更多的力量干预和介入，使对手无奈我何，最终求得在一般冲突中无法得到的利益。

　　面对这些新事态、新动向，我们也必须有新方法、新手段。在形形色色的危机大大扩展了国家安全内涵、一场严重危机所带来损失已经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的今天，人们对冲突与危机知识的需要已经不亚于对经济或科技知识的需要了。形势要求我们不能仅仅对危机进行一般性、随机性的关注，而要把应对危机、控制危机放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和全局去通盘思考、把握与谋划，以便最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在前进的道路上，坚决防止和制止那些可能延缓我经济发展、破坏我社会稳定、危及我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陷我于首尾难于兼顾境地的情形出现。这是新世纪我们的课题，也是我们的使命。

　　（《中国国防报》　2003-12-09　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