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于政治、经济、经史、舆地、金石诸学无不贯通。他力倡实学，注意研究历史与现状，并漫游各地，作实地考察，与文献相参稽印证，开有清一代朴学学风。他注意操守，谦抑自持，学习同时代学人的长处，且不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他曾写过一篇《广师论》以明志。在《广师论》中，他把自己和当时著名学者作了一番对比说：

　　“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锡阐；读书为己，探颐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尔岐；啸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山；艰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容；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彝尊；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宏撰；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弨。”

　　王锡阐、傅山、吴任臣、朱彝尊等人都是当时一流学者，至今犹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席位。顾炎武在这篇《广师论》中，以人之长校己之短的谦抑态度，迥然有别于以己之长攻人之短的“文人相轻”的恶习，表现出一种“文人相亲”的气度。这就无怪乎晚清文人陈康祺要把此文引入其所著《郎潜纪闻》卷八，并按其事而感叹云：“今乡里晚学，粗识径途，便谓朋辈中莫可与语，志高气溢，宜其尽矣！”这段话堪称确评。

　　但是，顾炎武不与清政权合作的立场非常明确，即使与自己的亲外甥、时任清政府高官的徐乾学弟兄，也很少走动。有一次，徐乾学坚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无奈地去了，但拒绝饮宴，以表示不食清禄之义。不过他对徐氏弟兄的态度还是有区别的。小外甥徐元文是顺治状元，官至文华殿大学士，人品口碑尚好，所以顾炎武曾勖勉徐元文说：“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略，而后可以考古论今。”这是顾炎武的一生抱负，期望小外甥能深体此意。但对大外甥徐乾学则疏远得很，甚至很有些鄙弃之意。乾学乃康熙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藏书甚富，有《传是楼书目》行世，名气比元文大，但人品欠佳，热衷利禄，阿谀权贵。在清人杂著中时有所记。乾嘉时学者姚元之在其所著《竹叶亭杂记》卷四中曾记有徐乾学以家刻本《通志堂经解》，署权臣明珠之子纳兰成德（一作纳兰性德，字容若）之名行世一事，记云：

　　“《通志堂经解》，纳兰成德容若校刊，实则昆山徐健庵家刊本也。高庙有‘成德借名，徐乾学逢迎权贵’之旨。成为明珠之子，徐以其家所藏经解之书，荟而付梓，镌成名，携版赠之，序中绝不一语及徐氏也。”

　　此段文字简短而有深意。容若一代词宗，竟然坐受虚谀，自污清名；健庵“携”、“赠”二字及序中不及徐氏一语之句，足见巧宦便佞；乾隆不失察察，直揭其隐，别有雅趣；元之秉笔直书，不愧桐城名笔；丑闻既达天听，群僚焉得无闻；徐乾学如此行径，无怪舅氏不齿其人。

　　乾隆时诗人董潮有记耳目见闻之书《东皋杂钞》，曾记及徐乾学罢官后急乞召还之丑态云：

　　“昆山徐健庵司寇归田后，重谋起故官。事已效，俟诏命至即行，计重阳前数日必到。偶以他故稽迟，司寇日挟门客数人，登洞庭东山饮酒俟召，随以劳顿停滞得疾。比诏至，殁已数日矣”。

　　徐乾学觊觎禄位，急切丑态，令人作呕。贪心未酬身先死，致使九泉蒙羞，后世讪笑。此不得不赞亭林之独具卓识，此甥固不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