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报特约评论员张吉仁世姐赛决赛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来三亚打工的木匠郭凯早早地就做起了看世姐的梦，没钱买门票的他试图找到一个亲睹世姐芳容的机会。这天，机会终于来了，他捡到一张记者证。他认为，有了这张“护身符”，他观看世姐的梦就要变成现实了。

　　当怀揣着一颗激动之心的郭凯朝决赛现场的“美丽之冠”大门走去时，他被担任大赛警卫任务的武警识破了，因为他“模样中有几分惊慌之色，特别是那副探头探脑的样子和那衣冠不整的打扮，越看越不像一个来采访大赛的记者”。后面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被武警一把逮住。“武警当场从这位‘记者’兜里掏出一把做工时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木工凿子。”（12月7日《海南特区报》）

　　记者的笔调是轻松的、带了几分调侃，也许按照现行的媒体操作方式，这故事本来就是一个供读者茶余饭后消遣的“新闻笑料”，可是，看着这样的故事，我实在笑不起来，我在想：当郭凯最终从“记者”还原成农民工，也最终被挡在世姐大赛的门口时，他的梦想自然就破碎了。他的失望、无奈乃至“有些狼狈”，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梦想的价值抵不过一张门票的价格。

　　对于以亿计算的中国农民工来说，当他们的脚步踏入城市时，他们就对城市充满了期望与梦想。他们对城市的梦想不仅仅在于挣够养家糊口的钱，他们同样希望能够分享城市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大餐。但限于微薄的经济收入、高强度的工作，农民工们很难真正接近城市时髦的流行文化，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城市人已经不大瞧得上眼的文化娱乐活动，乐在其中的往往是外来农民工；尤其是一些免费举办的文化活动，参观者的主角渐渐从城市人变成了农民工，他们兴高采烈、聚精会神、大呼小叫，但这种机会毕竟不多，他们只好寻找更符合自身需求的精神发泄途径。于是，类似于“淫秽脱衣舞盛行、观看者大多为农民工”的报道开始见诸报端，甚至还引发了一场关于“看脱衣舞与农民工精神危机”的大讨论。

　　没有人愿意这样，之所以出现那些“廉价乃至有些‘低级’的欢乐”，是因为农民工们无法享受到与城市人同样的精神娱乐方式，他们没有能力支付“精神城市化”的成本。而且，他们不仅不能获得市场经济下的有偿文化消遣服务，也迈不过城市公共文化娱乐设施的门槛。比如，相当多免费开放的公共文化服务，都主要针对城市户籍人口，而外来农民工是得不到这样的待遇的。

　　一位专家在论述中国城市化进程时曾经说过：中国将农民逐步城市化，首先要建设一种城市公共文化，这种文化体现的是公共审美情趣和公共价值，也就是普遍的人性。优秀的城市公共文化应处处体现着对人性的关爱。外来农民工能够通过这样的作品与城市对话，而因此缩短人与城市的情感距离。将农民城市化，第一前提当然是给予物质权利保障的城市化，但也不可忘记精神权利保障的城市化。在某些时候，这种精神权利保障的城市化，也许比物质权利保障城市化来得更为重要。社评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