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本报记者　李志明　摄影　本报记者　吴江编辑手记

　　12月13号，二手玫瑰乐队就要在北展开演唱会了。

　　也许北京仍依稀记得当年的唐朝、黑豹、魔岩三杰的演出盛况，除了崔健偶然开场演唱会，中国的摇滚乐几乎就整个沉入了音乐生活的海底，孤岛一般的酒吧成为摇滚演出的惟一阵地。无人能想像，摇滚乐队还能开专场演唱会，还在硝烟四起的各路明星演唱会贺岁档期。

　　于是，二手玫瑰引起了媒体的注意与好奇。有人说他们投机取巧，所谓的民族摇滚不过是不怎么高明的把戏；有人则说他们有思想有深度。

　　有心灵的耳朵可能已经厌倦了乐评们没完没了的“中国摇滚不行了”之类的废话，这是个喜欢选择题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的选择，我们渴望更多的选择，而这是一次机会，选择的机会。找到归属感

　　新京报：虽然你是摇滚乐队的主唱兼主创，但听说你是听着流行音乐成长起来的？

　　梁龙：对，小时候不是都听流行音乐吗？刘德华的《来生缘》什么的，全国都流行，齐齐哈尔也一样，我那时候上初中，和大家喜欢的差不多。不过最喜欢的还是郑智化，因他的歌词和别人写的不一样，有深度。

　　新京报：真正接触摇滚乐是什么时候呢？

　　梁龙：最开始应该是1990年，在电视台看见了黑豹乐队，知道还有这么一种音乐形式，觉得哥几个挺帅的。后来买了一盘他们磁带（盗版），拿回家一听，简直欲罢不能，一发不可收拾。然后朋友给我推荐了《梦回唐朝》，结果我听了一遍就扔下了，觉得太难听了，结果半年之后再拿出来突然发现这个是真的牛，就翻来覆去的听，用手指头倒带子的功夫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用录音机倒怕费电。

　　新京报：那么是什么让你下定决心自己做音乐的呢？

　　梁龙：应该说是因为崔健。我二大爷是北京人，听说我听摇滚，就问我你知道崔健吗？现在全北京都听他的。我说是唱《南泥湾》那个人吧，我不怎么听民歌。二大爷一听乐了，就给我买了一盘他的磁带（也是盗版），里面有很多现在很著名的歌，比如《花房姑娘》，一下子就把我震撼了，开始下定决心自己玩。那时候也就上高中，自己学了几个月的架子鼓，招呼了一帮小哥们儿，开始排练，自己也开始写歌。现在看来那就是瞎胡闹，但那时候的主要目的是找到一个圈子，让自己找到归属感。有点误打误撞

　　新京报：这么说中国这些摇滚先驱们的音乐对你的影响还挺大，但我听说你几乎不听外国摇滚乐，为什么？

　　梁龙：主要是怕被影响，怕听得太多了自己的东西和别人的一样。不过也不是都不听，涅磐乐队我就听了，比麦当劳还火，想不听也不行。那应该是1997年，我刚到哈尔滨，组建了自己第一支有名字的乐队叫黑镜头，刚开始的风格就是当时流行的重金属，怎么恶心怎么来，后来也写过一些和涅磐相似的东西，现在觉得挺烂的。

　　这个乐队维持了一年，1998年9月我因为喝酒闹事被单位开除，那时我的工作是保安。

　　新京报：那之后你就来了北京吗？

　　梁龙：不完全是，我先后有三次“上京”，1998年和1999年来了两次，都失败了。既没找着队伍，也没找着自己的位置，我在酒吧看了其他北京乐队的演出，基本上没有我喜欢的，但同时不得不承认自己还不如他们。搞得自己非常心灰意冷，写歌也没灵感了。本想回到哈尔滨好好工作了，但我以前的乐队又来找我，我就跟着他们到了一家有钱的农户，白天给他们家种种地，摘摘瓜，晚上一块排练。那家农户的孩子也和我们一块练，他家有点接近那种民乐世家，村里的婚丧嫁娶都是由他们家来演奏乐器。我觉得那段在农村生活的时间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我慢慢感受到了一种叫做根的东西，创作灵感也回来了，在二十天多天里一口气写了十首比较成熟的歌，也是那时候第一次尝试着把民族音乐加进自己的音乐里。

　　新京报：可以说你们乐队现在被人称道的二人转式摇滚或者民族摇滚风格就是那时候确立的？

　　梁龙：说是这么说，但当时的想法根本没有现在说得这么清楚，多少有点误打误撞的意思。其实我的音乐主要就是调侃，特别是对自己和同行的调侃，因为我搞不清楚那么多人音乐里的苦大仇深从哪来，所以就拿这个圈子开开玩笑。

　　写歌写词的时候也是照着这个路子来，结果人家说我是二人转，我开始不承认，后来大家都这么说就认了。要说二人转，我小时候也挺反感的，觉得特粗俗，唱的净是点搞破鞋的事。后来有一天，我发现一个老头坐在戏台前听二人转，整整一个下午就咧着大嘴在那乐，我就开始琢磨这个东西怎么能这么吸引人。

　　新京报：照你这么说，靠着民族文化的背景获得人们尤其是媒体的承认应该也是你们意料之外的了？

　　梁龙：对，完全没想到。2000年我第三次上京，认识了我们现在的吉他手，他当时也对我没什么信心，犹犹豫豫的跟我在豪运演了一场，结果竟然好评如潮。

　　记得特清楚，我们走到门口，听见几个人指着我们议论说，“这是一直有文化背景的乐队”。我们当时就晕了——自己还没把自己当盘菜呐，先让别人给升华了。不过后来我也反复思考过这种说法，觉得自己基本上是在一种不自知的情况下选择了正确的音乐方向。

　　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很不赞成完全拷贝国外的音乐，那种东西做得再好也是别人的，但自己的东西也不一定是民族乐器或者民族唱腔，关键是要抓住时代背景，唱自己的事，这样大众才能接受和理解。虽然这些都是后来才慢慢想明白，但如果刚开始做音乐的时候就想这么多，最后很可能反而做不出这么纯粹的东西。中国的红辣椒

　　新京报：去年你们作为中国的惟一代表参加了瑞士的一项文化活动，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梁龙：因为苏黎世和昆明是姐妹城市，去年瑞士就想找一些中国的歌手去苏黎世演出。于是咱们这边就给瑞士那边的负责人推荐了韩红、羽·泉等主流歌手，人家说这个不行，这是我们那初中生的水平，请过去没意义，后来那人也是凑巧看了我们一个现场录像，感觉不错，又看了我们一次现场，就拍板定了。我们去那演了三场，倒是挺风光的，因为国家不大，所以宣传很多，满大街都是我们的海报，媒体也说我们是“中国的红辣椒”，我们乐队没事就拿这个自嘲。

　　新京报：给你们挑个毛病，你们的音乐的确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深度，但第一张专辑里十首歌说的好像都是同一件事？

　　梁龙：这个问题我们也发现了，之前我们过于关注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事。有个朋友说得特别好，他说我们以前歌词里“艺术家”这个词出现太多了，如果把艺术家全部换成“老百姓”多好。我现在写东西就很关注大众的生活，演出时你就会发现。

　　新京报：北展剧场虽然不能和体育馆、体育场相比，但对于一直在酒吧演出里艰难跋涉的摇滚乐队来讲算是一个突破，你自己怎么看待？

　　梁龙：很高兴，因为这个事件本身很有意义，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表明了摇滚音乐正在逐渐争取自己的市场，这场演出票卖得好不好，赚不赚钱我都不关心了，演出能够成功举办就是巨大胜利。

　　新京报：明年的计划？

　　梁龙：首先准备发行这次演出的VCD和DVD，然后多演出，把新作品写好，在明年底发行第二张个人专辑。希望更多的人喜欢听我们的歌，买盗版也没关系（笑）。（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