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薪1美元，不占编制和职数，不具行政决策权”。主要职能是在政府决策和招商引资中发挥咨询及沟通等作用。”10月19日，上海徐汇区政府借鉴发达国家做法，聘3名“海归”商界人士任“年薪1美元的政府官员”。此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甚至有人发出“是政治作秀还是体制进步”的质疑。最近本刊记者独家采访了“年薪1美元官员”中的两位主角唐海松、黄勇，提出这一想法并具体组织实施的徐汇区区长孙潮，以及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副会长叶必丰。

　　“一美元”搭起的舞台:商界人士任政府官员

　　记者：李荣

　　“1美元”主角唐海松：政府的门应该是转的

　　我在上海复旦大学读完激光物理本科专业后，于1990年底出国。1993年进入美国著名的麦卡锡咨询公司工作，是其历史上第一位具中国学历的研究人员，先在大中华地区总部做研究，包括为中国政府提供国有企业技术的咨询方案。后来在英国分部做金融研究。之后去美国哈佛大学读MBA，1998年毕业后，在意大利一家最著名的家族时装公司做过副手。1999年融资5000万美元做亿唐网，公司明年准备上市。我很想为政府做事。我并不是想做官谋生，也不想在政府升职，只是想把我们在国外积累的一些国际化经验和知识在更大的范围内派上更大的用场。

　　在美国，人们常说“政府的门是转的”，其背后是庞大的人才储备库，各种人才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进入政府，为公众服务。而中国传统的政府体制相对封闭。要改变这种体制就短期而言还不大可能，只能慢慢来。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政府的门渐渐地会“转”起来的。“1美元”为中国政府引入社会力量，也可说是中国政府之门“转起来”的一个小小推力吧。上海这个城市今后发展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国际化的问题，包括疏解交通与鼓励私车发展之间的矛盾、基础教育过度私有化倾向、公共设施无序出售、医疗文化等公共领域的人本化等等国际城市历史上的共性问题，都应该在国际化的背景下寻找到解决的方法。在这些方面，“海归”人才具有国际沟通、跨行业经验及国际人际网络等突出优势，完全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帮助。我在公共管理上的这些想法，靠我公司上百个员工是无法付诸实施的，只能通过为政府服务来实现。虽然最近参与徐汇区“数字娱乐”和肇家浜路以北风貌保护等规划的制定，占用的时间超过了我在自己公司的工作时间，但“1美元”让我得到的是一种荣誉，是社会对我的才能的看中和尊重，参与一些重大工作在精神上是一种宽慰，也了解了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些运作，有利于我们认识中国的现状，以便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我从事“1美元”工作，有一条最主要的原则：凡政府项目与企业项目有相近的地方，就要履行告知或避嫌义务，做好自律，通过正常的政策和法律途径来发挥自己的作用。

　　“1美元”主角黄勇：“1美元”实现我出国时的抱负

　　我曾放弃过3次出国机会，因为我相信中国的快速发展机会很多。在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读完博士，我与朋友合办过一个高技术公司，很快就发现问题：在国内高技术企业竞争力弱，以跟踪性技术为主，而且融资难度极大。这时候我下决心出国，去了解外国产业和企业的运作方式和理念。1998年到美国读博士后，先在德克萨斯医学中心，半年后转到耶鲁大学读分子医学。在做博士后课题之外，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到美国公司做义务工作，目的是为了多看，多学习，找到我出国时最想求得的答案：技术转化成产业的途径。我在国外还做过咨询公司的策划顾问，也做贸易工作，完成MBA课程。2000年我回国了，先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作，初步接触到中国经济运作的机制。然后就组织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54个留学生共同投资140万欧元，在浦东张江成立投资咨询公司，为中小科技企业融资服务。我一直有个观点：国内本应最有能量、最为可观的“海归”人才，如果限制在狭隘的专业和单体有限的投资创业上发挥作用，实在太可惜了。凭借其国际性的知识背景和关系网络，“海归”应在更宽的领域发展。虽然当初空无依凭，但我不满足于投资基金和咨询公司的运作，我作了一个理应在政府指导下完成的生物医疗产业园区的规划设想。再一次与孙潮区长的交流中，我谈了自己的规划设想，没想到与徐汇区的未来生物医学发展不谋而合。我很想为徐汇区政府出力，将我的规划思想贡献出来。不久孙区长代表徐汇区政府提出让我担任“1美元官员”，我马上接受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政府决策机制技术的平台，也实现了我出国时的抱负。上海徐汇区区长孙潮：将政府的“手”伸长

　　我作区长以前我是站讲台的，在华东政法学院做教授，也曾经是美国耶鲁大学的访问学者，后进入过上海市人大。进入政府之后，我深感机会好，责任重，尤其是身处上海走向国际化的巨大机遇之中。但另一方面也感到政府部门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对人的挑战，政府人员受到经验、观念和体制之限。这样的问题在传统体制内解决也不是没有可能，一步步也会走向职业化，但过程太长，眼前的机遇就抓不住了。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要成天下之伟业，必须聚天下之英才。所以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在上海市政府“万名海归人才”计划的背景下，通过组织程序，以象征性的年薪1美元的“义务劳动”方式，将国际上有经验的人才融入我们的政府集体之中，打通政府和社会的“官民”两界，以社会和民间的力量补充政府的行政力量，将政府的“手”伸长。在国外，政府部门或各种委员会里“1美元”到处都是。但在我们这里还是政府用人的一个创新。在国外，赚了大钱、事业有成的人为了回报社会，不取分文为公益做“义务劳动”。在我们这里，“1美元”是政府的沟通者、咨询者和规划设计等方面的组织者，但不是决策的官员。

　　中国各级政府用人制度上的改革近年来其实发展较快，对社会上的一些知识精英，特别是高级“海归”人才都有了强烈的“延揽”意识。但一些地方10万或几十万美元高薪聘请人才的做法却值得商榷。高薪常常是一堵墙，使人才在政府中陷入孤立，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而且有时候光靠钱也未必能买到真正的人才。而“1美元”义务劳动的方式，可使政府同做到开放和低成本，也使中国社会为数不众、但确实存在的一个精英群体有了为社会公益服务、获得公共荣誉和社会地位的渠道。我们的政府应该成为一个海纳百川的政府、有胸怀的政府，让民间力量在政府中充任客观的角色，发挥体谅及体恤社会的作用，使得政府与社会互相理解。3位“1美元”上任已40多天。他们的敬业精神开始影响到我们区政府里的大部分人。其中最值得一说的是，徐汇区政府最近对美、英、法、爱尔兰四国的访问，“1美元”全程陪同，准备了最详备的出访资料，作了大量的牵线搭桥工作。所到城市的市长、国际商界的领军人物、世界名校校长等都出面会见了区政府代表团，并就有关项目达成了意向，这在国内区一级政府的出访中是不多见的。徐汇区“1美元官员”消息传出后，社会上议论很多，其中有谈到“商界界限”问题，这很好，说明公众对政府的廉洁和公正十分关注和重视。区政府也发挥“1美元”作用时，也严格依照法律精神，实行自律和回避、避嫌制度。（完）（来源：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