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仁义”和“民本”的反战、反霸权传统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华民族的性格深处，在未来仍然将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外交政策。而西方学者，比如米尔斯海默等往往基于地中海文明千年争霸的历史，以欧洲文化的有色眼镜来观照中国的崛起，来臆测未来强大的中国对世界权力的追求和追求方式。忽视和不了解中国外交的文化传统因素，是没有能力读中国古籍的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时经常犯的错误。

　　倪乐雄

　　酝酿冲突的因素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国际社会中，“战争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体系的结构，而最关键的是大国数目及各方控制有多少权力”。他还进一步得出结论：在4种国际结构中，不平衡的多级是最危险的权力分配，因而是一种最容易引发战争的结构。

　　目前的国际结构恰如米尔斯海默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存在着潜在霸主的不平衡的多级结构。基于这种观念，米氏理论模式中的中美关系前景非常黯淡，尽管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不以为然。不过中美关系前景确实是个迷，不能妄加定论。而米氏注重国际社会结构和权力分配同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在方法论方面值得借鉴。

　　中美关系的确存在着结构性冲突。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对自由、人权、平等、公平等一系列文化价值观有着差异甚至相反的理解。这些价值观支配下的国家行为方式亦有着很大不同。而意识形态的差异对立究竟能导致多大程度上的敌意？古语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心异”的根源是文化意识形态，这句古语积淀着深厚的历史经验，说明意识形态的差异必然产生戒惧之心和不安全感，进而在其他条件刺激下，随时发展成敌意而导致冲突。

　　从历史过程来看，中美之间又构成潜在强国与现存强国的关系。历史的逻辑是，潜在强国迟早要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面挑战现存强国。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两个国家一旦构成这样一种水火不相容的关系，战争将不可避免。古希腊罗马的历史、近现代欧洲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点。所以，美国有弗里德伯格、米尔斯海默等保守主义者坚持认为：中美冲突不可避免。

　　回顾历史，当意识形态和国家根本利益都发生对立时，战争最易爆发。何种情况下一个国家能够暂时搁置一下意识形态的分歧呢？当国家的生死存亡同它所坚持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意识形态往往退居次要地位。所以在同拿破仑的战争中，资产阶级的英国会同欧洲大陆的封建君主国们结成反法联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资本主义的英国、法国、美国会同封建君主制的俄国结成同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社会主义的苏联以及中国共产党同美、英、法等国家组成反法西斯联盟。而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苏联决裂并同“美帝”改善了关系。

　　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同国家生存利益一致时，与对手的冲突将加倍地不可调和。俄国历史学者叶维塔尔列写到：“马拉用来包缠自己头部的红头巾，对于欧洲统治者说来，比拿破仑的金色王冠还要可怕。1815年他们认为拿破仑正是要使‘马拉复活’来进行总的斗争。拿破仑不但不打算这样做，而且最怕这样做。但是，维也纳、伦敦、柏林和彼得堡都觉得他会这样做。而这更增加了他们对这位征服者的不可调和的敌意。”

　　16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与威尼斯产生东地中海的商业利益冲突外，还卷入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冲突，终于在1517年引发了的勒颁多海战。奥斯曼土耳其霸权由此而衰退。1588年的阿马达海战爆发前，西班牙和英国除了海上贸易的利益冲突外，也存在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冲突。西班牙代表罗马的旧教，英国代表新教。战争的结局是西班牙无敌舰队战败，英国从此逐渐成为海洋强国。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普鲁士同法国因领土争端和意识形态的对立结成世仇，经历了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欧盟国家也有核武器，综合国力强大，但因各自意识形态、国家制度、价值观念相同便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与亲和。美国虽然同欧盟有矛盾，但并没有敌意。可见意识形态对敌意产生加剧的重要作用。拿破仑战争之所以空前激烈，就在于交战双方的国家生存利益同意识形态空前一致(英国是个特例，它在外交上所持的价值观是国家利益大于意识形态)。

　　美国文明源自欧洲，似乎继承了欧洲强调意识形态的传统，并且借助综合实力的强大，意识形态扩张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特征。英国著名左翼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欧洲在自己的民主制中不坚持一致性，而美国人却梦想一致性。这里存在一个危险，特别是对于世界帝国来说更是这样。”

　　美国得天独厚的条件使民主政治制度较许多国家更为先进。它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希望整个世界都进入民主政治状态。这些固然无可非议，但美国生硬地一概以民主政治作为友好与敌视界限，这就给其他政体的国家带来不安全感，甚至引起恐惧。朝鲜坚持要求与美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就是明证。美国的意识形态立场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不仅在世界上使自己树敌过多，而且在客观上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动荡不安，同样也给中美关系蒙上阴影。

　　一旦两个经历丰富的国家相互产生敌意，继而转入互相恐惧的状态，那么在潜意识里往往会以过去自己的痛苦经历来填补未来的恐惧内容，把不确定的未来恐惧想像成曾经遭受过的苦难，由此便导致双方的严重误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误解导致的冲突结果反过来证明先前的恐惧和误解是完全正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上有些战争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中国近现代日本入侵中国、近代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割地赔款来想像美国的威胁；美国则以近现代因德国、日本的崛起而两次被动卷入世界大战来想像中国的威胁。这是对立状态下极易导致冲突的思维定势。所谓“先发制人”、“预防性战争”便是这种思维的直接产物。

　　化解冲突的因素

　　除了这些酝酿冲突的因素外，化解中美未来冲突的因素同样存在着。从民族性格来看，中国处于弱势地位时一般不愿同强大对手发生冲突，总以忍让、妥协为上。除非事情突破容忍的最后底线，如西汉初年对待匈奴。中国处于强势地位时一般也不愿同强大对手争夺地区霸权，总是追求相安无事，如康熙对彼得大帝时代的俄罗斯。中国强大时一般也不会去欺凌小国，如明代帝王给后世有十几个不征之国的遗嘱。当然，历史上的中国偶尔也出现如隋炀帝、唐太宗好大喜功的征伐高丽之举，但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历来受后人的谴责，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对这种扩张行为向来持不赞成态度。

　　由于伦理主义的文明特征，古代中国在强大时即使要扩张自己的权力，也是“德远人”。道德正义既是权力扩张的主要手段，也是权力扩张的最终目的。用武力谋取国家利益则为中国传统文化所不齿。儒家大师孟子曾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以武争霸现象痛斥道：“善战者服上刑！”这样一种基于“仁义”和“民本”的反战、反霸权传统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华民族的性格深处，在未来仍然将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外交政策。而西方学者，比如米尔斯海默等往往基于地中海文明千年争霸的历史，以欧洲文化的有色眼镜来观照中国的崛起，来臆测未来强大的中国对世界权力的追求和追求方式。忽视和不了解中国外交的文化传统因素，是没有能力读中国古籍的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时经常犯的错误。

　　有一点还需说明一下，古代中国以道德力量追求“王道”，用西方的眼光看似乎勉强可以说成用道理力量追求“霸权”。“以德服远”是以富强为后盾，在强大武力威慑下的道德传播，而非强大武力威慑下的意志强加——这和美国用强大武力向伊拉克输出民主政治制度完全是两回事情。

　　历史已经证明，建立在善良愿望、互相信任、自觉自律基础上的和平是不太可靠的。根据冷战的经验，双方拥有同归于尽的“确保相互摧毁”能力时，和平才比较稳定和长久。即使双方敌意极深也打不起来，更何况关系友好？甚至可以猜测核武器的诞生可能就是永久和平的代价，尽管这是一种“恐怖的和平”。因此，中美双方除了尽量创造和维护良好的关系外，还需各自拥有足够威慑对方的核攻击能力。这样就给中美避免未来战争冲突扣上了双重保险。

　　坚持世界尚未走出“丛林原则”的学者一般都倾向于中美冲突不可避免。他们在中美关系上属于悲观主义者。坚信今天人类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丛林原则”的人们属于乐观派。尽管我们列举了许多中美冲突可能发生的种种因素，以及种种可以化解的因素，但直到目前为止，中美冲突只存在于过去的历史逻辑中、历史的经验世界里，毕竟还没有发生在现实中。

　　现实中的情况是两国正在展开前所未有的合作，从国际反恐到朝鲜六方会谈。这种情形有两种解释，悲观主义者认为这是冲突的暴风雨来临前一段晴朗且令人愉快的天气。乐观主义者认为世界已经摆脱或淡化了“丛林原则”，因而中美关系也正在摆脱“丛林原则”支配下的大国游戏规则——遏制与反遏制的恶性循环。

　　未来的历史将验证上述哪一种，看来我们不得而知。目前中美双方不想在未来发生冲突的愿望绝对是真诚的，所作的努力也是卓有成效的。但面对历史的强大逻辑，双方必然深藏着同样的疑问：“如果自己是真诚的，而对方是并非真诚，仅仅是权宜之计，怎么办？”人心叵测、人性诡谲，军事思想家富勒在《战争指导》中说过：“今天对人类的最大威胁仍然来自人类本身”。由于人类心灵深处同时居住着上帝和魔鬼，猜疑、不信任、追求绝对的安全等等。其实真正困扰中美两国关系的并非台湾问题，恰恰是隐藏在台湾问题背后这些深层次的、人类自身永远无法解脱的困惑：人类能否彻底摆脱魔鬼的纠缠而把心灵完整地交给上帝。(倪乐雄，华东理工大学战争与文化研究所教授)编辑/赵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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