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宾

　　据媒体报道，绿色GDP核算体系正在国家统计局与环保总局的联合攻关之中，出台后的绿色GDP核算体系将与现行的干部考核体系挂钩。

　　笔者并不怀疑即将出台的“绿色GDP核算体系”的科学性、可操作性，而且充满信心地设想：它将成为一个精密的“过滤器”，在对官员政绩考核时，“无情”地把那些以高额“生态成本”为代价的黑色GDP因素统统“滤”掉。然而，这个“过滤器”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因为它可能无法滤掉政绩追求中全部的非理性成分。

　　相当一部分GDP有可能从该“过滤器”中轻松漏网，因为它几乎与环境污染、自然生态平衡以及资源的过度开采无关。也正是这部分GDP，最易引起百姓义愤，对党和政府的形象有着最大的破坏性，同时也最赤裸裸地展现着某些地方政府以及官员追求政绩中的“非理性”冲动。

　　这方面的典型实例并不难列举。如内地某县级市耗资五亿多元，仿照天安门广场格局修建政府大楼。办公楼毕竟不像小造纸厂、电镀厂那样会造成环境污染，但也能增加GDP，您说这部分GDP算什么颜色？又如，安徽五河县计划投资7000多万元建造“皖北地区乃至安徽省内县级城市中最大规模的商务中心和品位最高的中心广场”即青年圩文化休闲广场，虽然群众强烈反映该工程“劳民伤财”，但也没理由说它违反了“绿色”原则。

　　笔者一直认为：并不仅仅是GDP中的“黑色”部分、而是所有的部分都可能导致政府及官员追求政绩的非理性。所谓“非理性”，是指某些官员的价值判断、兴奋点与政府应持的社会角色、政府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相悖。而长期的实践表明：GDP与官员政绩挂钩犹如一个巨型魔棒，它不断制造着一种可怕的“魔力”，驱使地方政府和官员们寻找一切理由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市场活动、干预企业经营，甚至直接与民争利。

　　绿色GDP是国际惯例，“建设公共型政府”更是国际惯例。绿色GDP标准对于大多数“小政府、大社会”的市场经济国家也许普遍适用，但中国国情的确有些特殊。正因如此，政府体制、官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才亟待改变，而GDP问题无疑是需改变的重点之一。GDP与政绩挂钩的做法，虽然能从过去的政治理念中找到根据，但新一届党中央已经对新的“发展观”做出诠释，官员的政绩观也应随之转变。政府及官员的政绩追求，主要应来源于“建设公共型政府”的目标和理念，即从过度依赖GDP、盲目攀比GDP的误区中走出，转而把生态环境、公共设施、市场秩序、信用环境、治安环境的建设，作为核心责任和显示官员才能、追求政绩的大舞台。

　　声明：《外滩画报》授权新浪网独家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