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记者俞小石

　　发自斯德哥尔摩

　　当地时间12月10日下午4时30分，2003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举行。10位获奖者依次从瑞典国王的手中接过奖章，照例是鲜花和掌声，照例是答谢和敬意。两个小时后仪式结束的时候，已算是北欧颇深的夜了，凄清的空气里，行人稀少，步履匆匆。

　　几乎每年诺贝尔奖都会引来一些风波，今年也不例外。本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麻烦最大，美国的前科学家现生意人达马迪安前一阵子一直闹得厉害，认为核磁共振成像技术(MRI)的发现者非他莫属，无论如何也不该只奖给保罗·劳特布尔和彼得·曼斯菲尔德而不奖给他。在他看来，这是诺贝尔奖的丑闻，而在诺贝尔奖方面看来，这只是他的个人炒作。

　　文学奖一向议论最多，今年的得主库切同样躲不开。在一些论者看来，他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后的社会状态描绘得过于阴郁和绝望，而文本中对帝国秩序的隐约呼唤同样令人不安。还有和平奖，它让很多人联想到伊朗的局势。

　　颁奖之后，这一切不知是否算是尘埃落定。

　　“不管怎么样，我们将坚持自己的标准”，诺贝尔奖基金会一位负责人，似乎想用这样的说法来作为对一切是是非非的回答。什么样的标准呢？也许就是诺贝尔在遗嘱中简单的话语：对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

　　在这样的标准里，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西方人文主义的传统：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对强者价值的肯定，对人类探索与创造的欲望的肯定。事实上也正是这种传统促进了西方文明的繁荣，促进了众多像诺贝尔一样杰出的个体出现，促成了诺贝尔奖全球最重要奖项之一的地位。

　　103年来，诺贝尔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有目共睹。因为获奖，众多领域的科学得以更好地发展；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得以更为广泛地流布；众多的抗争强权与扶助弱小的事业得以更好地继续。

　　如同人文主义在用两条腿走路一样，诺贝尔主义的血脉中同样有另一种声音。即使诺贝尔遗嘱中，关于文学奖属于“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中的“理想”过于暧昧模糊，我们还是可以明晰地从和平奖的定义中听到这种声音：促进不同个体间的平等、互助与和平。

　　而如同人文主义的两大叙事最终陷入深刻的分裂一样，诺贝尔主义在两种声音间谨慎地走钢丝运动也无法持续很久。很明显，天平已经倒向一边，它更多地倒向强者的自由。这也是它被指责为挟带了过多的政治和地域偏见的原因。但这其实并非它刻意的选择，它根源于遗嘱，就像它自我辩护时所引用的：我们奖给人类。

　　正如奥匈帝国国旗上互相厮咬的双头鹰，人类这样的普遍叙事同样是一只双头鹰，它保护个体也会伤害个体。诺贝尔主义滑入了泥沼，就像现代性滑入了泥沼，帝国与反帝国的力量都在召唤它，一切无可逃脱。

　　本届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写道：“他以数不清的伪装呈现：所谓局外人，其实已介入局内；这是意外，却也是必然。”某种意义上说，这倒像是诺贝尔奖的宿命。或许这同样也是传媒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