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记者赵洪松 余凯

　　这是一个怪圈：管得越多，“计划”就越多；“计划”越多，“审批”就越多；“审批”越多，公章就越多；公章越多，冗员就越多；冗员越多，政府养的“吃皇粮”的就越多，老百姓办件事跑的“衙门”就越多，难办的事儿也越多，官员腐败“出事儿”的也越多……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这一规范政府行为的重要法律明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个在共和国安然“运转”了半个多世纪的怪圈将逐步消于无形。

　　在11月初的省委八届四次全会上谈及国家出台《行政许可法》时，省委书记俞正声说，《行政许可法》对行政审批的设定范围、种类、程序以及行政审批的检查监督、收费等作了明确规定，这意味着行政审批步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在11月底省级机构改革动员会上他再次强调，这项法律的出台不是一件小事，这是改变工作方式、依法行政的一个最重要的法律，希望各部门的同志一定要认真学习。

　　诚如参加该法起草的著名行政法学家应松年教授所说：“《行政许可法》是迄今为止对老百姓影响最为广泛的法律之一，它的出台将会从体制上影响政府机关和老百姓的关系”。

　　“审批”与“计划”：一对孪生兄弟

　　可以说，长期以来，“审批”两个字如影子般伴随着几乎每个公民的一生，在国人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一直扮演着“命运攸关”的重要角色。从进城农民办一个暂住证，普通公民迁一个户口，企业申请一个执照，单位争取一个项目，动不动就要拜无数“菩萨”，盖无数公章，耗无数精力，求爷爷告奶奶多方奔走，磨破了嘴、跑断了腿也不见得能如愿以偿。一些政府部门大权在握，高高在上；而申请者则是低声下气地请求审批部门“手下留情”，有时甚至被迫请客送礼、烧香进贡……

　　在计划经济的“行政审批”下，群众办事儿很不方便很不顺畅。难怪有专家这样说，“审批”与“计划”是一对孪生兄弟。“计划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审批经济”。如果要搞“市场经济”，要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就必须给市场卸下“枷锁”，为繁琐的“审批”消肿。

　　人们一般把办事情盖公章称为“跑审批”。一个“跑”字，形象地道出了群众在审批道路上“马拉松”长跑的苦涩。

　　2002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作为特大型国有企业的“掌舵人”，武钢总经理刘本仁代表发言时谈了他的焦虑。武钢当年年底将正式投产的第二热轧厂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热轧厂之一，跑了6年才批下来；目前与之配套的、提升国产钢材国际竞争力的第二冷轧厂项目又跑了将近6年，至当年3月仍未批下来。他呼吁，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规范操作，简化程序，提高效率。

　　这样的“公章旅行”绝非罕见的个例，在我省几乎各地都有，可谓司空见惯，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对现行行政体制一次革命

　　行政审批的繁文缛节，影响了政府日常行政行为的有序性，为被审批者带来了太多的苦恼。有人说，公章过多和某些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是社会财富创造的一大障碍。

　　《行政许可法》针对上述种种积弊举起治本的“手术刀”，它的实施将是对现行行政体制一次革命。

　　早在2001年，国务院就提出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明确规定，不符合政企分开和政事分开原则、妨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以及实际上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行政审批，坚决予以取消；可以用市场机制代替的行政审批，通过市场机制运作；对于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要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虽然此项改革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传统观念的惰性，利益机制的刚性”交织在一起，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一直举步维艰。

　　针对社会反映强烈、最为敏感的收费问题审批，我省于2001年夏对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了逐一清理，共减少收费项目133个，降低39个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减幅达40％。今年11月，省政府再次砍掉55个省直部门的243项审批权。至此，加上第一批削减的项目，我省总计砍掉省直部门审批项目达1144项，减幅达51．1％。而在全省，有86个县（市、区）共公布取消了10538项审批事项。

　　取消的这些审批事项中，很多都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如自费出国留学审核、流动就业资格认定等。有些项目则旨在拆除分割市场的行政壁垒，如境外设计机构设计资格核准、省内承包工程的外国企业资质审查、国际船舶进入省内市场审核等。有些项目将减轻单位和企业的负担，如用人单位招聘广告审核、房屋出租治安管理许可、城市公汽生产许可等。

　　据统计，经过两轮改革后，省政府各部门暂时保留执行的审批事项目前还有1086项，其中涉及经济管理事务的有200项左右，社会管理事务的800项左右，其他方面的100项左右，仅有25％的审批事项是收费性的。

　　在目前正在进行的省级机构改革中，我省明确要求：凡是可以下放的权力一律下放，凡是可以取消的收费一律取消，凡是可以精简的审批一律精简。这“三个一律”，等于给企业摘掉了一道道沉重枷锁，也是为政府甩掉了成千上万个包袱。但有关专家也指出，由于一些审批项目分量太重、含金量太高，一些审批者难免魂牵梦萦，割舍不下，要警惕“变相审批”花样翻新，甚至“死而复活”。

　　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制基石

　　计划经济条件下，大到市场运作、经济管理、生产计划、物资分配，小到老百姓的吃喝拉撒，政府可谓“无所不能无所不管”，啥事都要一包到底。

　　实践证明，繁琐复杂、“公章旅行”式的行政审批越来越成为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有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章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

　　《行政许可法》为规范政府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奠定了法制基石。《行政许可法》正式施行后：许可申请更便利，规章制度更明确，重大事项要听证，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外，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该法的出台减少和规范了政府的“盖公章”行为，减少了老百姓的办事成本；消除了部分腐败官僚吃“公章”、“雁过拔毛”的机会，从源头防止和治理了行政审批过程中的腐败；有利于促使政府加快转变服务职能。

　　为什么说公章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有关专家总结为以下三句话：公章越少，一个部门能办的事不必再跑好几个部门，百姓跑的路就越少，办事就越方便越顺畅；公章越少，滋生腐败的土壤就越少，权力腐败的机会就越少；公章越少，就越能凸显政府的服务职能，促使公务员队伍切实转变“官念”，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从“行政审批”到“行政许可”，一词之差，却反映了政府管理理念的转变，服务型政府呼之欲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陈传夫教授说，《行政许可法》体现了便民精神，意味着政府职能的重要转变，实际上是一场深层次的观念变革。随着《行政许可法》的出台，马拉松式的“跑”审批将一去不复返，政府将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平台上与公民对话。也意味着我国政府正向管理服务型转变，政府的管理理念、工作思路、施政方式将发生深刻变化。

　　但一些有识之士也不无忧虑地指出，《行政许可法》限制了政府的行政审批，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很多问题上可以撂挑子、甩责任了，相反，公章少了，政府的责任更大了。如何变审批权力为热情周到的服务，如何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打造“诚信政府”和“阳光政府”的形象，是需要各级政府在实践中解答的严峻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