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11日08:34 华商晨报

“啥时能拿到工钱”

十平方米的工棚被分成八个“格子”　本报记者　石立飞　摄　　调查背景

　　又到年底了，农民工工资被拖欠问题再次凸显。据最保守的估计，目前沈阳市的农民工已超过40万，其中80％集中在建筑行业，另外20％分布在纺织服装、机械电子以及饮食服务行业。沈阳农民工平均月工资约600元，最低的二三百元。

　　数据十分枯燥，但当枯燥的数字和每一个具体、鲜活的人联系在一起时，便牵扯出太多太多这个城市无法回避的问题———

　　张志军见人会习惯地伸出右手，但又敏感地缩回去，然后再尴尬地伸出来。这是一双干裂了的手，污黑的油污永远留在指缝里，即使在来到城市多年后，仍提醒着他曾经的身份。

　　一个农民工的廉价生存

　　12月2日，早上4点，住在工棚里的张志军梦见儿子喊他：“爸呀，爸，给我带啥了？”梦中，张志军向怀里一掏，没掏出钱来，却掏出一张张和钱一样大小的白纸。张志军惊醒了，透过工棚窗子看了看漆黑的天色，心里堵得难受。

　　46岁的张志军1998年随包工头来到沈阳后，在同一个包工头手下穿梭于沈阳的各个工地，今年最后一份活是在铁西区兴工街珠江桥附近一个工地干木工，每天工作12~15个小时。工程停工结算时，他没能拿到总计5000元的工钱。

　　“磨、吵、上告，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几个月下来还在原地打转。”张志军形容自己的四处碰壁。

　　“好在还有个窝，以前在别的工地，活一完老板不发工钱，先拆工棚。”张志军扫了一眼墙壁结冰的工棚。

　　张志军现在住的工棚10平方米左右，被隔成上下格子状的8个方块，每个格子里4个人。底层靠墙格子里一块60平方厘米大小的地方，属于张志军。

　　“大老板太狠，年底不给钱，平时病了、伤了都不管。有一次，一根圆木从上面掉下来，贴着我的头皮砸在地上，头皮被蹭出了血，大老板还怪我不小心，一天也没让歇。一年下来，轻的重的少说有10处伤。”张志军让大家看被砸伤后坏死的指甲。

　　“要到钱，明年开春接间房，领娘到沈阳治治眼病，给儿子交学费，买种子化肥农药。如果还有余钱，给媳妇买件新衣服，买一点平时舍不得让儿子吃的东西。”张志军说，“现在没钱了，米都是赊钱买的，肉更是从到这干活儿以来就没沾过。”

　　10年来，沈阳农民工由最初的二三万发展到目前的40多万，由最初的走单帮，到现在有一半已婚农民工携带配偶在沈阳的城乡结合处租房居住。

　　沈城农民工初成部落

　　“在我的老家，家里有人出去打工的，经济状况都要比固守土地的家庭好一些。我不懂经济学，但我会算账：在家种地，辛辛苦苦一年所得到的‘纯收入’，没有打工3个月得到的现金多，那我为什么不出去打工呢？”说话的人叫李贵，35岁，包头人，已经在沈阳打了10年工。

　　“沈阳的医院是沈阳人的医院，沈阳的学校是沈阳人的学校，我们外地人很难沾上光的。”李贵对沈阳的看法和10年前刚来时没有变化。

　　李贵的儿子是在沈阳生的，现在一家三口在杨士乡租了一间8平方米没水、没电的房子。

　　“来沈阳就是为挣钱，没事时就在村里串串门，玩玩麻将，我们有自己的圈子，不和外人接触。村里来沈阳打工的人都来了有些日子，短的三四年，长的八九年。我们来时没想过能干什么，现在干什么的都有了，从服装百货、餐饮、装修、改建、做家具、保卫、勤杂到建房筑路，只要给钱就干。”李贵对村里的情况很熟悉。

　　“刚来时一眼就能看出我是乡下人，现在从外表上已经看不出我是外地人了。”李贵有些得意。

　　沈阳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有关人士介绍，现在东陵的西瓦窑、杨士，东陵区的凌云、白塔等地区已形成了与外界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的农民工聚集地。目前生活在沈阳的民工群体，大体上分为三类：除拥有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型，以出卖劳动力为主附有少量资本型，不出卖劳动力靠资本投入为生型。这三类群体是金字塔式的结构，越向上人数越少。

　　另外有资料显示，沈阳40万农民工中，80％~90%%为从事苦、脏、累、险工作的普通工，劳动保护条件极差，90.5％的人每天工作10~14小时，60％的人没有休息日，大多数伤残事故受害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经济赔偿，50%%以上的农民工认为人身安全最需要得到保护，经济状况总体上保持在一种维持生活的水平上。而每年有关部门维护农民工权益专项检查后，总会得出90％以上的农民工受到过不同程度伤害、维护农民工权益迫在眉睫的结论。

　　看来李贵的“得意”不能说明沈阳民工状况得到真正改善。

　　“当一个社会正在形成新的社会阶层的时候，往往会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要么是推进社会变革，要么对社会稳定构成一定威胁。”

　　农民工的潜在“暴力冲动”

　　“我想学好，他们不让。”马小搂语出惊人。

　　马小搂是鞍山人，在沈阳因抢劫被劳教，解教后，找了家包工队在沈阳“光明苑”干活。老板答应3个月给10000元。年底到了，钱不但一分没得，还被罚了10000元。原因是他用电炉烤受伤的腰。

　　我们无法知道沈阳农民工中有多少像马小搂一样有潜在暴力冲动的人，但农民工的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是不争的事实。

　　来自公安部门的消息，2003年，沈城群体性事件大量增加，共发生群体性事件1300余起，总人次达到17万余人，仅今年10月份就发生群体性事件112起；10月份沈阳各类案件发案总数为4800起，杀人、抢劫等暴力案件350起，社会治安状况形势严峻。

　　警方没有透露其中多少案件由农民工引起，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方人士不经意间说出了警方对农民工的防范：“我们侦查部门十分关注农民工的流动规律，每当他们季节性地涌来或返乡时，我们都要加强治安管理。”

　　“农民工因长期处于一种被欺负与压制的状态，很容易导致由极度自卑演化出的暴力反抗倾向。”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张思宁副研究员分析道。

　　今年10月“总理为农民讨工钱”一事被广为传扬，但并不是每个被拖欠工钱的农民工都能幸运地碰到总理，他们怎么办？

　　维护民工权益有无王牌

　　1000亿和95.87万元，前者代表的是全国目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数额，后者是沈阳市铁西区一个区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数额，不同的数字里所包含的屈辱和血泪是相同的。

　　“干活时被砸伤一直没有说法，年底工钱又不给，一青年于是爬上塔吊，以‘跳塔’要挟，直到有关负责人答应解决1000多元工钱才下来。”1个月里沈阳媒体报道了三起民工跳楼讨工钱事件。

　　农民工为工资自杀的现象，看上去是“个体的轻生”，实质上是“群体的自救”，只不过这种自救行为太过无奈罢了。

　　“民工工资拖欠是一个连环套。沈阳的建筑单位比较多，建筑工程相对较少，开发商为降低成本，拼命压价，建筑商为了拿到项目，不惜垫本经营。待建筑工程分包之后，建筑企业以开发商拖欠其款项为由不付给劳务单位工钱。有的劳务单位也‘狮子大开口’，比如工程的建筑劳务费最多值500万元，他非要开口要800万元，乃至1000万元，建筑单位给的不够，他就不给工人发工资。”沈阳的一位建筑工程监理道出欠薪的个中缘由，“表面上，建筑企业、劳务企业、开发商之间矛盾不断，但实际上他们之间只是经营利润分成的矛盾，利益受到侵害的永远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民工。”

　　有关数字表明，建筑施工企业占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70％，已成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毒瘤和绊脚石。

　　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通知：各级人民法院对于属于劳动法调整范围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要依法快立案、快审判、快执行，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国家有关部委发出了《关于切实解决建筑业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知》。

　　随后，北京出台“一票否决制”：恶意欠付农民工工资并造成社会影响的建筑企业将被清出北京建筑市场。这是迄今为止对建筑施工企业管理的最有效的杀威棒。

　　从理论上讲，法律应是解决问题的王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农民工的法律素养大抵比较低，加上为拖欠工资闹上法庭成本较高，这张牌目前只能说是一种“理想设计”。

　　“一些制度非常好，比如辽宁在明年将建立的外来工工会，但只有当工会组织特别特别基层化的时候，才能实施它的组织功能。”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张思宁副研究员道出了一个学者的忧虑。

　　沈阳正在建设大沈阳，如何把他们纳入城市已有的管理体系，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最新的数字是，到目前为止，沈阳40万农民工中，10万人正在等钱回家。有关部门为农民工讨回工程款、工资1620.11万元。

　　“现在不是提倡服务型政府吗？具体到农民工身上，应该有这样一个机构：他能告诉民工哪里能够就业，就业之后工资能不能足额及时地拿到，民工所处的劳动环境、劳动条件是不是符合国家规定和要求，一旦出现了公伤之后怎么办。这是服务型政府应尽的职责。”张思宁对此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想法。

　　维护弱势人群的利益，是全社会的责任，在维护民工利益问题上，但愿会有一张行之有效的牌尽快出现在我们面前。当然，代表着城市文明的城市居民同代表着农村文化的外来农民工之间的竞争、碰撞和矛盾无时无处不在，而由此衍生出来的问题，也将向传统的以户籍为主要管理标志的社区管理及更广层面的城市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提出更尖锐的挑战。本报记者　段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