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方毅

　　黄炎培之子，美国杜克大学硕士，长年供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从事经济研究，并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父亲黄炎培辞世三十七年了。他的一生富于传奇色彩。在旧社会，黄长期埋头办学而不肯做官，两度坚拒不就全国教育总长；他靠发行股票、社会集资主持修建了上海浦东第一条铁路；抗战后，他结识了周恩来等，开始了与共产党人的长年合作；他与毛泽东主席的延安谈话被称作“黄氏周期率”，至今被人不时提起；他与孙中山结识，同袁世凯周旋，被蒋介石先通缉后引为上宾最后杀掉儿子。

　　他与我共同生活了十九年。多年来，我一直着力父亲历史的追寻，虽然那段历史已然远离，但黄几十年中所经历的被捕、逃亡、通缉，历经艰险而曲折，而他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不改初衷、又与时俱进。凡此种种，对于后人，对于在改革开放中从事新的奋斗的中华儿女，或是有所启示、有所裨益。故写下以飨读者。

　　父亲从一个前清举人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开拓者，新中国成立后又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副总理。当今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中，黄亲手创建民盟和民建并担任两党的第一任主席。由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几十年交往日益引起人们的兴趣与关注。

　　早年神交，听黄讲演

　　黄炎培生于上海浦东一书香门弟，家道中落，13岁失母，17岁丧父。家境贫寒激发他刻苦攻读，上个世纪初年考入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1903年开始在家乡办学，1906年创办浦东中学，在当时与北方的南开中学齐名，获得“北南开、南浦东”的美誉，又陆续参与创办东吴大学(今南京大学)、暨南大学等若干大学。1917年创办职业教育，当代我国的著名人士中有一些曾从师过黄炎培或黄所开办的学校，如左联五烈士中的胡也频、殷夫，数学家华罗庚，会计专家潘序伦，历史学家范文澜、罗尔纲，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核弹之父王淦昌，翻译家卞之琳，教育家夏坚白、董纯才，乒乓球教练付其芳，影星秦怡、陈述等，蒋介石也慕名送来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在溪口蒋家至今保存着蒋经国在浦东中学的文字。

　　1920年，美国哲学大师杜威博士应邀来华，五月黄邀杜威在上海举行讲座。布告一发出，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听讲。杜威推崇实用主义，而黄则主张教育要务实，因此，俩人在教育理念上有吻合之处。黄在讲演中极力抨击传统教育的问题，根据自己掌握的数字，每百名中学毕业生中，升学的有多少、失业的有多少，数字详实、有理有据，说明了传统教育已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台下听众中就有毛泽东。这场讲演给27岁的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25年后在延安机场，毛泽东迎接来访的黄炎培，握着黄的手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疑惑不解，毛讲述了1920年这段往事。

　　1937年抗战爆发后，黄奔走国事，往来于上海和南京之间，三个月中竟往返9次。那时车舟不便，路途很费时间，黄便途中阅读，他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向斯诺口述的《毛泽东自传》等等，对这位早已闻名遐迩的中共领袖，有了较详细的了解，心中很是向往。与黄自己一样，毛也是长在农村，家境贫寒，俩人虽都学历不高，但资历颇深，都属于经验型的政治实行家，长于操作，又不乏著述，同时好文擅诗，兼有诗人气质，黄从这位未曾谋面的毛身上感受到了强劲的吸引力。

　　“空谷足音，能有几人”

　　二十年代，黄炎培并未见过毛泽东，但认识陈独秀、李大钊。中共成立前，陈独秀常来中华职教社访黄求谈。到了1921年，黄耳闻中共即将成立，友人沈肃文建议他去联系李大钊，于是黄专程北上，到北京拜访李大钊先生。俩人相谈甚洽，谈到形势、谈到各自的做法，相约今后密切合作。之后，黄编辑的《申报》特刊上发表了李的长文《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即巴黎公社)。

　　十年内战中，黄埋头于教育，对共产党知之甚少，但是与当时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对敢于反抗社会黑暗统治的人们寄予同情。抗战中的重庆，反共高潮迭起，黄应沈钧儒之请，参观有其子沈叔羊画作的画展，沈的画上有一把酒壶、几只杯子，写着“茅台”二字，沈老请黄题词，黄忽然想起，前几年社会上传说，长征中红军路过贵州在茅台池中洗脚。针对此传言黄题了一首七绝讽喻：“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沈自己称此画仅为其父“画以娱之”。然而由于黄题上这首诗，这幅画作陡然升值，被呈送到毛泽东手中，最后挂在延安杨家岭接待宾客的中共会客堂里。

　　1952年，陈毅在南京设茅台酒宴接待赴南方视察的黄，还提起这首茅台诗，动情地说：“当年在延安读任之先生茅台诗，十分感动，在那艰难的年代，能为共产党人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陈当场作诗答谢。

　　搭台唱戏，艰难合作

　　最早代表中共中央与黄正式联系的是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徐特立是黄的学生。1938年，徐特立在武汉拜访黄，第一次恰黄不在，徐留下字条，自称是江苏省教育总会讲习班学生。第二次又访，二人相见如故。

　　1938年4月，抗战烽火正浓的武汉，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开始，周恩来、董必武等代表共产党加入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作为社会贤达也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从那时起，黄与共产党人开始配合，力促抗日。

　　1940年，周恩来从延安到达陪都重庆长住，不久，在黄创办的中华职教社组织的星期讲坛上，请周恩来作讲演，听众人山人海。这场讲演在当时的陪都重庆如同一声霹雳，轰动山城。之后，黄受到了陈立夫来信诘问，黄回答，此论坛向各方开放，如君有意，也可来一试。陈无可奈何。

　　民国之后，黄炎培两次拒绝出任教育总长，早已有不肯当官的美名。创办职教社后，面对各方资助，黄从不据为己有，甚至自己不领工资，只取生活费，他的收入只相当于当时上层文化人收入的几分之一，黄的儿女们从小只能穿着旧的衣服到不收取学费并管吃住的公费学校去上学，后来黄不愿敛财的名声渐起，与不肯做官的美名相并一身。或许为此，实业家们愿意把财产捐给黄。至今仍矗立在上海雁荡路边的六层楼房，就是当年黄生日时友人的礼赠，这在当时的上海滩是屈指可数的最高建筑之一。抗战中，黄被推举为国民参政会的抗日募捐委员会秘书长，也不是偶然的。黄六下南洋，向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各国的华侨商贾们化缘来大笔资产，援助抗日斗争。

　　相见延安，共探“周期”

　　1945年夏，为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和谈，黄与其他五名参政员一起飞赴延安。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黄炎培一行。在延安，受到了中共友人的热诚接待，见到了不少他昔日的学生、老朋友，如周扬、王明、张仲实等，范文澜向黄深深地鞠躬，说他自己是42年前浦东中学第一期学生，黄亲自教过他。陈毅等来相见，告知留法出国前夕，黄曾开欢送会送行，这些黄自己是早已记不起来了。

　　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黄深感这似乎是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不远了，尤其是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返回重庆后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和执笔，发表了《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下了至今被人们不时提起，或被称作“黄氏周期率”的黄、毛对话。

　　延安之行是黄一生的重大抉择，也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延安归来后的黄已与前大不一样。当然，黄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1946年1月26日，特务闯入黄在重庆张家花园的家，当时黄正在政协开会，黄夫人姚维钧正怀着八个月的孩子(笔者)。

　　1949年，黄的二儿子黄竞武被特务抓去，消息传到毛泽东耳里，毛极为震惊，下令周恩来、李克农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花费重金营救，然而无果。黄竞武未供出任何机密，宁死不屈，被打断腿活埋了。闻讯后，毛泽东派周恩来到黄家慰问。

　　为民做官，委以重任

　　1949年2月，黄逃离上海，取道香港，辗转到京。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河北西柏坡来到北京西郊。在西苑机场，黄站在各界人士的行列中，欢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并随同毛等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当晚，毛等中央领导与各界人士济济一堂，欢宴庆贺。

　　黄十分兴奋，这是他与毛四年前延安相见后的重逢。当然这时毛已是历史的胜利者，同样，历史也肯定了黄在上海、在武汉、在重庆尤其是在访问延安后的种种。

　　毛抵达后的次日，3月26日，在众多等待毛接见晤谈的毛的老友新朋中，毛选择了黄作为第一位来到他所下榻的香山双清别墅的客人。

　　当日，毛、黄长谈良久。毛的谈话涉及到重大的建国方略，向黄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针，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黄所领导的民建及黄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毛向黄再三强调，他要搞出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特色”。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共的政策将大大有别于苏联斯大林。有鉴于此，毛寄希望于黄，因为他很清楚黄在民族实业家中的威望。

　　黄早年与南通张骞、与无锡荣家兄弟、与胡厥文为首的上海迁川实业家、与浦东穆偶初、与上海刘靖基、与南京刘国钧、与天津李烛尘、与四川民生轮船的卢作浮等等都有着长年的交情，曾起过实业家们的组织者的作用，毛希望新中国成立后，黄这个并非是实业家的教育家来牵这个中国实业家们的“头儿”。同时，毛还希望黄起到向实业家们传递、解释共产党政策的“中介”作用。整个谈话，毛言辞恳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毛的这一重托和委任的新角色，无论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还是对朋友的考虑，都令黄难以推却，接受了下来。

　　双清别墅谈话是继延安谈话之后黄与毛之间的一次重要的思想交流。这次谈话，奠定了黄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同时，黄、毛二人的友情也从20世纪20年代的神交，1945年延安的初交，如今在新的事业开始之际达到高潮。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年代里，黄对毛是从内心深处钦佩的，共产党人公而忘私，为贫苦人们所做的一切深深打动了从小苦出身的黄，长年追求人类平等、社会正义的理念，在共产党的许多政策中间得以体现，所以黄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也是真诚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黄在周恩来两次来家动员下，打破了不做官的老规矩，接受了政务院四个副总理之一，分管轻工业。次年，中央成立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准备安排黄与薄一波出任中财委的两个副主任。黄考虑到自己七十又四的高龄又身兼数职，故推荐了老友——北大校长马寅初代替自己担任副主任，只接受中财委委员一职。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五四年前，毛经常向黄咨询有关政策，有时夜半之时黄被从睡梦中唤起，赴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晤谈。黄向夫人，也是自己的事业助手姚维钧交待，任何时候毛主席或其他中央领导来请，都不得延误。有时候，黄从毛处回来，兴奋不已，虽然已至深夜，仍又伏案疾书起来。

　　肯谏敢谏，真诚为人

　　黄炎培是真诚的人。与毛泽东的许多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一样，对毛的政策并非是件件都理解和同意，并非是所有都予以首肯的。在若干政策上，有些不乏是重大政策，黄是有所保留的。

　　对毛泽东的不同意见，黄有些是当面提出，有些是去信表达，有些则是回避口笔交锋，而在相关会议上提出。就向毛提不同见解方面而言，黄堪称是一位肯谏、敢谏的典型。正因为此，在“文革”后的纪念文章中，黄常常被称作共产党人的“诤友”。

　　与黄的肯谏、敢谏相对应，毛对黄这位以师长相待的朋友，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很尊重、很客气、很宽厚的。对黄提出的意见，有的听取，有的采纳，有的参考。例如现已披露的黄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名，关于江南文化景观(周庄)的保护等建议，毛都欣然接受。

　　从1949年开始，黄炎培亲笔给毛书信一百零几封。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年，有时候一个月要写两三封。有的信洋洋几千字，有的信则只有简短的问候。

　　毛亲笔给黄书函60余封。有的信吐露重要决策，有的则是寒暄问候；有的长达数百言，也有的短短百余字。信函往来中，有政见相同时的拥戴和好评，也有政见不同时的商榷；有一般的友情致意，也有发自内心的感慨与流露；有率直的批评，也有婉转的提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毛泽东字润之，黄炎培字任之，音相近，只一字之差。因此二人纸笔往来时，黄多称毛为“润之主席”或“毛主席”，而毛称黄为“任之先生”、“任老”或“黄老”或“黄副总理”。应当说，即使到了“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毛与黄无论在相见时，还是书信中都还是以礼相待、客气相往的，多年的交谊还是保持了下来，未受某些政见不一而中止，在那个年代也堪称难能可贵。“文革”中还是学生的我，已然明白毛泽东信函的价值，所以在母亲姚维钧受害致死后，我把它们收藏起来，以后无论下农村、上干校，我都携带在身边，不敢有半点闪失，直至“文革”结束后，呈交给中央有关部门。

　　1965年底，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的气氛中，黄溘然长逝。1965年12月初，恰黄在北京医院弥留之际，他根本已不可能知道毛正在上海召开会议，把忠诚自己多年的罗瑞卿打成“反党”。而对罗，黄是很熟悉的。黄与罗在解放初期，曾就镇反问题数次交谈过，罗也到过黄家，黄几次向人夸赞罗的认真缜密的工作作风。当然这位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已远离了现实政治的老人，对党内斗争知之不详，根本不可能了解中华大地上已经和将要发生的悲惨一幕。

　　然而在他尚为清醒之时，只要他认为可行的情况，这位倔强的老人依然要运用自己的影响去坚持正义，他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为被打倒的党内老同志李维汉评功摆好，台下人群试图打断他这不合时宜的讲话，但他不为所动，照讲不误。

　　“文革”结束后一些党内健在的老同志，包括五十年代与黄激烈争辩过的人，都曾夸赞过黄的为人。胡耀邦、彭真、邓颖超、陈云先后给黄题字，以纪念这位昔日的老友。江泽民同志也亲笔为黄所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题字。

　　至于许多回忆文字中提到的黄向毛催索借去的一位古代书法大家字迹一事，事实上并非是现在传说中的“刚过一周”，而是过了一个月借期有余。即使是这样，在那个皆呼“万岁”、向领袖献上墨宝都不为过的的年代，黄居然在借期过后向毛催索，确实是“不够朋友”，而也确实“够英雄”。然而毛泽东对这位他并不陌生的老友，总算一笑而相容，这也是不很寻常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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