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健

　　新中国一成立，她与世界的交往便日益增多起来。1950年7月中旬，我在北京西郊一座别墅里，参加接待一位苏联贵宾，他叫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尤金，当时他是苏联哲学家，《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杂志主编，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接待外宾，也就在这时我第一次聆听了毛主席的教诲。

　　一天中午，中南海警卫处副处长王敬先同志通知我，下午3时毛主席来看望尤金。当我请翻译杨志超同志把这一喜讯报告尤金时，他听了非常高兴，本来他刚用过午饭，马上又要服务员拿酒来，和我们一起举杯祝毛主席健康。然后他说，我要洗澡更衣，等候毛主席的到来。

　　北京的7月，骄阳似火。那时我们还没有空调设备，靠一个电扇和一盆冰块降温，在气温高达35摄氏度的大热天，尤金很讲礼貌，西服革履，打着领带，在客厅里踱来踱去，不停地吸烟，不时地看表，真是等人心焦，还不到3点钟，他已是满身大汗，衣服湿透了。他觉得这样见毛主席很不礼貌，就又去洗澡更衣。

　　毛主席下午3点按时来到。出于对客人的尊重，毛主席在离大门十几米远的地方便走下汽车。我看见毛主席身材高大，穿一身灰色中山装，脚穿皮鞋，步履矫健，神情平和，同工作人员有说有笑，边走边问尤金来后生活得是否适应，我向毛主席报告了尤金因更衣未能出来迎接以及他的生活情况。毛主席说不要催，我在客厅等他。毛主席坐下后对我们说：“尤金是我们党中央请来的客人，也是我的客人，他是来帮助我们党工作的。你们要努力做好他的接待工作。你们为党中央接待好客人，就是为党中央服务，也就是为人民服务。”

　　这时，尤金从卧室来到客厅，毛主席同他热情握手，亲切拥抱，互相问候，并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们俩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尤金送毛主席走后仍然非常兴奋，他说：“毛主席和我谈得很好，他的谈话使我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他要我多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革命。我们还讨论了哲学问题。毛主席对我十分关心，他说北京现在天热，劝我到青岛避暑去，还劝我把夫人和孩子接来，叫她们也看看新中国。毛主席对人真好。”

　　这时，我的心情比尤金更加激动。我是来自解放区穷苦农民的儿子，想见到毛主席是我日夜想念的大事。自从1948年冬天，我从部队调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做警卫工作以后，虽然也在远处看见过毛主席，但像今天这样和毛主席面对面说话，亲耳聆听毛主席的谆谆教导，还是第一次。我反复回忆看见毛主席的全过程，把毛主席对我说的每句话，每个字，牢记心中。毛主席的教导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从这一天开始，毛主席教导的“为党中央服务，也就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就成了我的座右铭，成了推动我进步的巨大力量，她伴随我在中央机关做警卫工作40多年。去年是毛主席诞辰100周年，我在医院里反复想起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它就像贴在我脑子里的一张照片，没有随着时光消失，总也忘不了，我要把这个美好的记忆永远保留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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