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大同：资源开发带来的“环境后遗症”(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11日20:11 南方周末

　　栗庄村旧村的最后一户居民，王丽霞在她已经出现裂缝的屋子前面，和她的花。旧村现在只剩下这半排倾颓的窑屋。王丽霞一家是唯一还住在这里的村民，因为她们家是外来户，穷，又超生了，村干部不管她们搬迁的事。王丽霞上有姐姐，下有两个妹妹，母亲长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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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区一家新建的小教堂，教堂挤满了信徒，有一半以上的人只能坐在门外。牧师用山西话布道，他每说一句，所有人都说一句“阿门”并且点头。信徒大多是煤矿工人的家属。

在云岗南山、七峰山、台儿山等山的山顶上，都有大量这样因为山的内部炸煤而出现的大裂缝，短者3、4米，长者达十数米，最宽者有2、3米。

　　矿区之疾

　　●我们这次采访地点主要是大同市的南郊区和新荣区，这里集中了大同市最大的煤炭生产企业大同矿务局的近10座大型煤矿和上百座地方小型煤矿。

　　●这是2003年9月19日到25日在大同行走7天的日记。我们希望通过这次采访提醒人们

：在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好处时，不要忽略了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

　　文／于勇摄／廖伟棠

　　大同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北魏王朝的旧都，然而如今已成为一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历史的光辉在乌黑的煤尘覆盖下早已黯然失色。

　　2002年，有关部门的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转型课题组确定了全国共118座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地区的生态和环境问题自1980年代开始浮现，如今很多地区已处于“环境容量透支”的状态，它们面对着有色金属和剧毒污染物污染土壤、土地破坏、地下水系破坏、森林破坏等等一系列问题。

　　本报此次刊发的专题，是绿色和平组织的志愿者在山西大同的行走记录，他们所呈现的是一个资源型地区“环境后遗症”的典型样本。

　　如何正视并对待资源型地区的“环境后遗症”？

　　有关专家强调，资源开发并不一定带来生态灾难。国外的实践也表明，环境可以在开发过程中得到有效治理。

　　我们真诚地期望在问题还没有恶化到不可挽救的境地之前，公众、政府、企业、研究机构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民间组织能够抛开眼前暂时的蝇头小利，共同面对。

　　第一天少了动物，多了采石场

　　公路沿线的山头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采石场。大同的山上已经几乎找不到树，接近光秃的山体上只有一些非常耐旱的小灌木和草本植物仍在坚守着最后一点绿色。

　　9月中旬的大同清晨已经非常寒冷，气温大约只有7摄氏度。我在火车站和刚参加完平遥摄影节的摄影师廖伟棠见了面，他是我这次采访的搭档。

　　我们第一天的目标是常青兴旺公路。我去年在这里工作，熟悉这里，常青兴旺公路是由大同市政府和外资合作修筑的一条二级煤炭专用公路，通车后煤车可以绕过云岗石窟，以减少煤尘对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污染。去年春夏，我作为一名管理人员参加了这条公路的建设。

　　公路边，我们下车拍摄山崖断面上的煤层。工作了10来分钟，没有一辆煤车经过。我忽然醒悟到为什么今天会“异常”的宁静——一个月前，国有大矿杏儿沟矿发生特大事故，现在大多数煤矿正在停业整顿中，所以路上也就特别冷清了。

　　下午到山上拍摄一个废弃的采石场。它坐落在一个布满裂缝的山头上。裂缝是由于地下的采空区塌陷造成的，它们长短不一，从几十米到数百米，纵横交错，看上去深不可测。但采石场却喜欢建在这样的裂缝边上，因为沿着裂开的岩层开采会比较容易。公路沿线的山头上，遍布着这类大大小小的采石场。

　　我所在的广州，采石场在开采之后必须重新回填绿化，我不知道这里这些采石场能不能执行类似的行政指令，我想就算能够执行，在极度干旱缺水的大同，也只能是今年种了明年死，流于形式而已。这点只要看看山头上的植物就知道了——刺旋花、马茹、锦鸡儿，这些生长缓慢的耐旱植物，虽然植株甚至没有30厘米高，但却已经不知道生长了多少年。这样的植被一旦被破坏，数年间绝难回复旧观。

　　在本来已经没有多少绿色的山头上，采石场挖开的坡面像一道道醒目的疤痕。去年来的时候，这些伤痕已经存在，时隔一年，旧创宛然，且又多添了几道新伤。也许在一些人的眼里，这些几近光秃的荒山已经是不毛之地，没有任何价值。然而我却知道这里面的不凡。这里的植物虽然矮小，但它们的根却很长，能攫取地底深处的水分；而叶子则细小，或者干脆变成刺，最大限度减少蒸发。即使夏天经常没有几滴雨水，土壤干得掘地三尺没有丁点潮意，它们却不显一丝的憔悴，抓紧不长的温暖时光绽放花朵。

　　有植物就有动物。也许绝对数量不多，却因为植被的稀疏而容易发现。去年我在工地的时候，常常苦口婆心地劝那些来自湖南的民工除去他们的捕兽套。但我的影响力仅限于我服务的标段，其他标段的工人仍然热衷于捕杀野生动物作为佳肴。那时没有“非典”，就算有，他们恐怕也不会顾忌——包工头们提供的伙食里所含的蛋白质实在是太少了。他们经常捕杀石鸡、斑翅山鹑、草兔和雉鸡。我曾听说他们捕到过一头几十斤重的獾，我想那应该是猪獾了。当地人说，自从修路以来，山上的雉鸡、草兔明显少了许多。上次我来之前道路已经修了一年，因此附近山上这些动物已经不多见，像雉鸡，当地人说以前很容易碰到，但我就只听到过几次鸣叫声。当地老乡对民工行为的评价只有两个字：“作孽”。

　　我们在山上转了很久，拍了一些自然环境的照片和山体裂缝。廖在裂缝边上跳来跳去，和我当初第一次见到它们一样震撼。一位老乡赶着羊群从我们面前经过，那本来雪白的羊毛已经染成灰黑色。我数了一下，大多数是山羊，只有少数几只是绵羊。山羊也许更适合在这种荒山生存，但它们吃草时连根拔起的习性，无疑使本来已经脆弱的自然环境雪上加霜。廖举起相机为斜阳下的山羊留影。从眼神可以看出，他显然没有感受到任何“诗情画意”。

　　第二天流浪的村庄

　　煤矿开采给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在大同表现最明显的是地下水资源枯竭和地层结构稳定性的下降。没有了灌溉用水，农业生产的困境可想而知；而地表出现的裂缝则直接影响居民的人身安全。一般出现大的安全隐患的村庄，会由相应的煤矿企业出资，集体搬迁到附近地层相对稳定的地方。

　　一大早，我们驱车来到栗庄村对面的山头上，计划采访栗庄村的村民。

　　栗庄村的土地现在离村子有1～2公里远。十多年前，由于村子下面的煤矿形成采空区，影响到地面的稳定，房屋开裂，无法居住，于是由国有大矿九矿出资，将整座村子搬迁到新址。新栗庄村坐落在九五公路的旁边。

　　一户农民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在地里劳动的，多数是夫妻或者独自一人，而这是一个由5人组成的大家庭。接待我们的是家长，一位50多岁的中年人，姓刘，身体壮实，开朗健谈。交谈之下，我们知道他是位铁匠，主要靠给井下的矿工打工具、钉铁掌为生(这里的煤矿里普遍使用牲口背煤)。种地只是帮补一下生活而已。

　　“这地长不了什么粮食，缺水。今年老天爷赏脸，收了300多斤粟子，回家好熬粥做早饭。”刘如是说。我不太会估算土地面积，不知道这300多斤是多少亩的产量，糟糕的是连刘也不知道自己种了多少地，“队里分给我们的大概17～18亩吧，种了一小部分，没有那么多劳动能力来打理。”刘的儿女们也有各自的职业，今天是一起过来帮农忙的。

　　这里的人种地积极性不高，一半是因为有收入更高的煤矿，另一半是因为土地的贫瘠和环境的恶化。煤矿的开采使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山区农村90%的水井已经干枯，没有灌溉用水，只能靠天吃饭。那已经种不了什么有经济价值农作物的耕地，假如遇上干旱，歉收便成定局。“前年大旱，我们家种的土豆只有这么大……”我们的司机小杨举起他的大拇指为刘作证。

　　中午我们又去探访刘铁匠的新居。新栗庄由于是统一规划修建的，因此非常方正整齐，清一色的砖瓦房以村委会门前的一条街道为中轴线两边排开。刘铁匠是村里惟一的世代相传的铁匠。院子就是他的作坊，里面摆了些铁砧、钳子、火炉设备，在院子里还有一排高大的木架，一头驴子被固定在上面，原来刚好有人前来钉掌。牵驴的是一位20来岁的年轻人，清白脸皮，高直鼻梁，头发染了一点黄色。从相貌看就知道不是本地人。“你是四川人吗？”我走过去搭讪。因为我知道矿工大多数来自四川。他抬起头警惕地看了看我一眼，然后又瞥了一眼廖手中的相机，从鼻孔里发出“嗯”的一声，算是承认。这时刘已经帮他钉好驴掌，他解开驴子便匆忙离去了。“他是四川来的矿工，就在兴旺庄后面的煤矿干活。”刘铁匠说，“他们不愿意搭理记者。”

　　临走，我问了刘铁匠一个已经问过许多村民的问题：“你觉得住在这里安全吗？”他的回答和其他村民的如出一辙———“安全吧。政府把我们安置在这里，他们一定测量过……”

　　我所见到的情况使我不敢如他一般乐观———就在和他们只有一马路之隔的兴旺庄，我看见许多房子墙体上有长长的裂缝。

　　在兴旺庄，司机小杨替我们联系了一位在当地小煤窑干活的本地村民。这位矿工姓王，40来岁，看起来满面沧桑。他有两个尚读小学的孩子。王是现在为数不多的在小煤窑打工的本地村民。本来在小煤窑刚兴起时，本地人在矿上干活的为数不少，但当矿工实在太苦太累，而且高风险，渐渐地村民们转而从事一些周边行业，比如开小卖铺或者小饭店之类。留下来的人也大多数干轻活，像在机房里控制斗车等。这些安全且轻松的工作一般都是留给关系户，王没有这层背景，因此仍然要到井下去。但他也用不着干上煤的体力活，他负责的是安全巡查。

　　王每个月的收入是800元。他家很简朴，院子里整齐地垒了一堆煤———这是矿工家庭的特色。我问他为什么不像其他人一样改行，他笑了笑回答：“没有什么别的活可以干。”当我问他是否担心人身安全问题时，他迟疑了一下，轻轻地摇了摇头。我想每个人的选择都有他的理由，改变现状也是一种风险，在可能的人身威胁或者失去经济保障之间，有时候很难说哪样更危险。所以我觉得我这样问反而有点傻了。

　　临走我们想请王穿上工作服拍一张照片，他笑着不肯答应，因为那套衣服穿过以后就必须重新洗个澡。于是我们就请他站在矿工服旁边照了相。镜头前面王笑得有点拘谨，和我接触过的大多数小煤矿工人一样，他是位朴实的庄稼人。

　　下午我们驱车来到南边的山头上，继续拍摄地表裂缝。这些地表裂缝和采石场的不同，它们不是仅仅分布在山体边缘，而是遍布整个高地。有的宽度超过半米，足以容纳一个小孩。站在龟裂的山头上，眺望远处的栗庄，我忽然想起一个词“生态难民”。整个大同地区到处是采空区，这些貌似低矮的平房，其实是建在20层楼之上呢。

　　第三天悬崖上的矿工之家

　　大同被称为“煤都”。全市共有煤矿560余座，国有大同矿务局是全国最大的煤炭生产企业，有大型矿山13座，产量接近大同市煤矿总产量的45%；其余地方煤矿550余座，大部分年产量不到10万吨，称之为“小煤窑”并不为过。这些煤矿在大同地区星罗棋布，和近3000个村庄错落相处。靠山吃山，大多数大同人都和煤矿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单是矿务局就拥有职工和家属40多万人，占全市人口的15%。而小煤矿则多数是外来矿工，主要来自四川和河北。

　　在一条叫“桃儿沟”的山沟里，我们采访了一个地方小型煤矿。由于一个月前的特大矿难事故，目前大多数煤矿处在停业整顿期间，这使我们的采访变得尤其敏感，想到井下采访是不可能的。

　　矿井位于桃儿沟底，工人们的宿舍就坐落在两边的悬崖上。窑洞结构极为简陋：在沟壁上挖出一道凹槽，顶部木梁支撑，再覆上一层厚厚的黄土，就成了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窑洞门前是一条几乎仅容一个人通过的小路，从崖上直下到沟底。站在崖顶是看不到这些窑洞的，只有下到小路，才能发现那一排排的木门。住窑洞的人什么都不方便，除了倒垃圾———把生活垃圾往门外一扔，就直接落到了几十米的深沟。

　　我们访问的矿工大都是四川的农民，他们说是跟着“老板”来的。他们来到矿上的时间多数不到一年，显然矿工们的流动性非常大。他们的目标，是干几年赚点钱就回去。

　　矿工和雇主是一种松散的雇佣关系，一般是按采煤量计算工资，没有底薪，食宿都要自己负责。即使是如此简陋的窑洞，也要每月缴30元租金。停业整顿期间矿工和矿主一样难熬，因为不下井就没有收入。往往有矿主在晚间偷着挖煤，或者干脆明目张胆地违规开工，理由是要给工人开饭。我对这样的说法有点哭笑不得，仿佛矿主们都是不赚一分钱，却提供生产工具让工人们发财的大善人。

　　桃儿沟矿已经恢复生产，因此工人们看起来也相当愉快。小周很年轻，是个很爱笑的小伙子。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在休班时间，刚刚洗了澡，穿着干净的衣服准备休息。煤矿一般24小时开工，因为井下白天和黑夜没有什么区别。像小周这样负责挖煤的工人，一般是三班倒。我不能理解的是矿工们通常都不爱戴口罩，他们的理由是煤粉比较轻，吸进去可以咳出来，不会得矽肺。但以我的医学知识，对此不敢苟同，更何况煤粉还含有硫、磷等杂质。

　　正当我们和矿工闲聊的时候，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从旁边一扇门中跑出来，把一铲煤灰倒进了沟里。风从沟底刮上来，灰白的粉尘撒了我一身都是。小女孩看着我歉意地笑了笑，我问她：“你和谁一起来？”“爸爸。”她回答。“今天不用上学吗？”我继续问，她却扭头沿着小路飞快地跑开了。

　　在大同打工的外地矿工有许多都是拖儿带女，虽然多了一点旅费开支，但好在一家团圆，况且妻儿们也可以分担一些家务。平时经过矿工们简陋的家门前，常能见到女人们在洗衣做饭，或是闲聊。如果碰上了交班的时候，便可以看到她们的男人们从井下回来，身穿厚厚的棉衣(即使是夏天，井下也是寒气逼人)，肩上扛了一块煤———这是矿上的惯例：允许工人们带一块搬得动的煤回家当燃料。这也许是矿工不多的“福利待遇”之一，当然只有下井的时候才能够享有。如果开工开得足的话，矿工每月能赚1000多元，扣除所有开销，剩下的仍比在家乡种地多得多。

　　这一天我们虽然累却很兴奋，因为如此直接地接触到私营煤矿的外地矿工不是件容易的事。矿工们通常回避采访，一方面也许是怕惹麻烦，另一方面，煤矿是他们的生计，他们大多数都很自觉地维护煤矿的利益。我们刚来的那天有这样一个插曲：我们在一个停业的小煤窑外拍照，一列偷采的斗车正从地底下上来，车上的工人猛然看见我们，以为是新闻记者，吓坏了，似乎他们比矿主更害怕煤矿被曝光。

　　在国内的私企中，私营煤矿是问题最严重的企业之一。在规模成本上和国有大矿比没有优势，为了打通各部门的关节还要付出一笔很大的灰色开支，因此它们都在节省设备成本上下功夫。这种情况下，要求充分的安全设备投入是不可能的。许多矿主对待工人的自私和冷酷是少见的，他们往往连最基本的安全保障都不予提供，煤矿一开张就拼命往外出煤，一旦出现安全事故就脚底抹油溜掉，完全不顾矿工的死活。所以小煤窑有一个很恶劣的名声：“吃人窑”。但就是明知有这么高的风险，矿工们却还担心失去下井的机会，而且大多不愿意接受记者们的采访，即使明知道记者维护的是他们的利益。难道为了多一点收入，就值得拿生命去冒险吗？在我们看来很荒谬的交易，在这些朴实的农民眼里却是理所当然。

　　第四天地下的烟，地上的火

　　大同是一个以煤炭开采和加工为主的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的城市，与能源开采加工相关的工业产值达到生产总值的八成以上。其中最大的煤炭加工项目是炼焦，这是一个和小煤矿一样“遍地开花”的行业。小炼焦厂由于技术水平限制，不能利用炼焦产生的一氧化碳，只能通过烟筒烧掉，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

　　七峰山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是冒烟的山体裂缝。这是因为它地底的煤层在燃烧。七峰山是大同地区最高的山峰，我们拍摄的是其中的一座小山头，位于一条正在施工的隧道口前面。

　　煤矿着火是煤田常见的现象。有部分是由于自然因素：煤层的天然露头在阳光暴晒下会发生自燃，引起地下的煤田着火。但更多的火灾是人为造成的，因为挖井采煤使地下的煤田和地面的空气有了联通的管道，假如煤矿被废弃后不进行封井处理，或者因为采空区的影响而使山体出现了直通煤层的表土裂缝，氧气可以到达煤层，一旦因为各种原因起火，整个煤矿就如同一个正在燃烧的蜂窝煤。

　　煤矿着火造成的危害之一是破坏地层结构稳定。一般地下采煤并不能完全把煤采出地面，要留下一部分作为支撑的“煤柱”。着火以后这部分煤被烧毁，山体就有可能因为失去支撑而塌陷。

　　位于七峰山隧道口的这个着火点是规模较小的一个。在山头上，大约分布着20来条冒着白烟的裂缝，燃烧的煤层大概位于下面很深的地方，迸出的气体虽然炽热，却不足以烧着纸片。这种出气口在寒冷的冬季是个致命诱惑，常常有试图前来取暖的鸟兽被熏倒。我们踏着细碎的风化石小心翼翼地爬上去，冒着刺鼻的白烟拍了几张现场照片，幸而今天的风很大，我们只要站在上风处便可保证安全。完成任务后我们匆忙下山，毕竟“此地不宜久留”。在我们头顶上，一对红嘴鸦优雅地盘旋着，不时发出尖厉的鸣叫。我疑心它的窝就在附近，这使我不禁要为它们及其子女担心。据报道新疆已经组织起有计划的灭火行动扑灭燃烧的煤田大火，不知道这边的政府什么时候也能行动起来消灭这些死亡陷阱？

　　今天我们还计划拍摄一些小炼焦厂。小炼焦厂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是燃烧一氧化碳尾气的烟囱，火焰白天会被淹没在明亮的背景光线里，所以我们决定等到黄昏。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把车停到了较远的公路边上。

　　炼焦是煤炭深加工的一种，这个过程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气体。一般的小炼焦厂是无法充分利用一氧化碳的，大部分都通过烟囱当作废气烧掉。

　　半年前政府通过了一项决定，把不能回收利用一氧化碳的小炼焦厂通通炸掉，限期是10月1日。建一个小炼焦厂只需资金50万-100万元，而建一个能回收一氧化碳的大型炼焦厂却需要资金过千万。因此这项环保政策被小炼焦厂厂主理解成保护有钱人的利益，理由之一就是大炼焦厂其实也并没有回收利用一氧化碳，那些巨大的煤气储存罐只是摆设。对此我无法核实，但那些大炼焦厂烟筒上的大火却是我眼见的事实。“小炼焦小污染，大炼焦大污染。”小炼焦厂厂主们如是说。

　　投资建小炼焦厂的，多数是当年通过拉煤或者屯煤而有了一点积蓄的本地人，往往还要几个人一起合资。这个行业的利润是丰厚的，他们承认一般一年时间就能够收回投资。面对即将被取缔的命运，他们除了四处活动寻求援助外，就只能抓紧时间拼命地赶工，能多出一点产品就多出一点。当我问起政府的赔偿问题，他们却含糊其辞，原来许多小炼焦厂根本就没有通过完整的审批手续，自然也拿不到赔偿。

　　夜幕低垂，我们驱车来到炼焦厂前，老远就见到五处明亮的火光，如同燃烧着熊熊烈焰的火把。我们没敢过于靠近，隔着一道山沟进行拍摄。在黑沉沉的大山面前，那长达数米的巨大火舌在夜风中攒动，既显得壮观，又有一丝诡异。(注：国庆之后我回到广州和小杨通了电话，他告诉我这些小炼焦厂们都毫发无损，一项环保政策又在层层阻力下不了了之。)

　　第五天国有大矿的痛

　　1980年代中期，国家出台了一个叫“有水快流”的政策，放宽了对开办煤矿的限制，结果不同背景的小型煤矿纷纷上马，大同煤炭产量急剧上扬。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造成的能源危机。但由于国家对这些小型煤矿的管理控制不严，使得这些小煤矿普遍通过违规生产、减少安全设备投入等方式降低生产成本的情况，有数据表明，小煤矿每吨煤的成本只有国有大矿的一半左右。面对小煤窑低廉价格的冲击，国有大矿的经济效益滑坡在所难免。

　　今天的采访路线比较长，主要目的地是国有大矿：雁崖矿、杏儿沟矿。

　　雁崖矿也叫“七矿”，是一个国有老矿。由于矿区资源减少，近年经济效益滑坡。我们曾经想象这会是一个很萧条的地方，身临其地，却发现也不完全如此，我觉得用“悠闲”这个词形容会更贴切。老人们在聊天，孩子们在玩耍，没有人愁眉苦脸。这情形使我产生了一点怀旧的感觉，就像1980年代初的广州工业区，我在那里长大。

　　廖盯上了一群正在玩耍的小学生。这群天真无邪的孩子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心，他们对着镜头做鬼脸，卖力地蹦跳，高喊：“照相喽！照相喽！”廖因此高兴极了，不停地按动快门。“这正是我们这次采访所缺少的。”他说。

　　从雁崖矿出来，我们前往杏儿沟矿。这是一个刚出了特大事故的国有大矿。新闻报道中说死亡近40人。事故发生时正值换班时间，井下的人还没有完全上来，而井上的人已经下去，因此伤亡人数特别多。事故的原因尚未有具体结论，但已经定性是一起因为管理混乱而造成的责任事故，两位矿上的主要负责人已经被逮捕。这些年国有煤矿在与小煤窑的恶性竞争中已经元气大伤，一个经济效益较差的企业是很难有完善的管理和充足的安全资金投入的。在这次事故之前，国有大矿已经近30年没有发生过重大事故，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我们没有进入矿区采访，只是在旁边停车拍了一些照片。井下事故在地面上是看不出来的，抢救工作早已结束，井外三三两两聚集着等待复工的矿工，没有哀恸的人。虽然死神曾经和他们擦肩而过，但他们的神经并没有因此而崩溃。也许遇难者的家属们还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但活着的人们却已经准备继续他们的冒险。也许矿工的生命本来就属于矿山的。国有矿区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许多人从小在矿上长大，成年后又在矿上工作，就这样过了大半辈子，他们离不开这里。

　　我们留意到的一个变化是工人们都穿着崭新的工作服。我们的车穿过矿工们的宿舍区缓缓驶离，这个矿上工人的家全是用石片垒成的平房，外墙用石灰粉粉刷过，显然当年矿上的领导是个爱体面的人。

　　回程时我觉得精疲力竭，甚至想晕车呕吐。这是因为这次采访在路上的时间比较长，而且路面实在是颠簸得太厉害了。我以前从未走过这样难走的路。在许多路段，混凝土路面都被轧碎成了几尺见方的小块，有的碎块甚至被轧起直立在路的当中。遇到这种情形我们的车是无法通过的，只能设法从旁边绕过去。而煤车仗着自己个子大，硬着头皮照往上轧。中间有不幸被卡住的，我们在路上就碰到了一辆。这些公路多数是二级公路，从坑里的混凝土块来看设计负载不超过30吨。但路面上的载重早已远远超过了这个限额。本来多数的运煤车也是8吨到15吨的卡车，但近年来煤车超载之风愈演愈烈，而卡车生产商也推波助澜，生产能够适应大吨位超载的卡车。这些煤车一般都超载到30吨到60吨，有更离谱的甚至到了100吨。在这样的超强负荷下，这些早年修建的公路在短短几年间就完全的毁掉了。

　　现在矿区较好的公路，多数是外来资金投资兴建的收费公路，而我们今天走的许多地方公路产权属于矿务局。近年来矿务局效益不佳，没有钱修而且也不太愿意修路。因为国有矿生产的煤是通过铁路运出去的，运煤车运输的主要是小煤窑的煤，所以他们实在没有必要为竞争对手提供运输便利，即使有几处不得不修整的，施工进度也非常缓慢，而且全封闭施工。煤车司机们称这是故意为难他们。我们也因此不得不在一段河床中跋涉了很久，苦不堪言。但我却不敢因此抱怨矿务局———他们自己修的路被竞争对手的煤车轧坏了，还找不到人埋单呢！

　　我们顺道拍摄了一间大型炼焦厂的火柱。根据在旁边工作的工人的身高来推测，火舌的长度大约五六米，真是蔚为壮观。

　　第六天疲于奔命的煤车

　　要了解大同的煤矿工业就不能不了解那些遍地开花的小煤窑，而研究小煤窑就不能忽视那些跑车的人。第一次见到这些煤车，无人不被其超载的疯狂程度所震惊。大部分地方小煤矿的煤正是通过跑车的人运往各地，约占大同地区煤炭总输出量的1／4。如今，在恶性不正当竞争环境下，他们被迫一再超载，背着沉重的经济负担和行车风险在路上疲于奔命。

　　今天我们去一位煤车司机家里采访。

　　这位煤车司机姓刘，是司机小杨的同村好友。在我们刚来那天，曾和他联系采访，那时他正好动身出车到北京。一般从大同到北京，两天就可以跑一个来回，但我们等到今天，也就是第五天，他才回来。原来八达岭高速发生了大堵车。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堵车，持续了半个多月，过万辆车被堵，经济损失无法估量。

　　见面的时候他正在修车。小刘30出头，膀阔腰圆，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他是高中毕业生，在村里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小刘跑了12年的煤车，在这一行中算是先行者。当初小刘刚从高中毕业，见到北京的煤车前来拉煤，他想人家既然能过来，我为何不能过去？一番了解研究之后，他放弃高考，搞起了煤炭运输业。显然他的眼光是不错的，1980年代末正值中央放宽煤矿开采政策，小煤窑蜂拥而上，大同煤产量剧增，运力一时非常紧张，跑煤车非常符合当时形势。

　　小刘介绍自己的“奋斗史”时告诉我们，刚开始运输成本相对很低——那时道路很少收费，也没有各种各样的罚款，跑一趟能赚一两千元，而且不用像现在这样拼命超载，他很快就小有积蓄，并且拥有了自己的卡车。但竞争很快就激烈起来，一些财雄势大的人也加入到这一行业，出现了所谓“养车”的老板。他们雇用外地司机，成立专门的车队进行运输。这些人凭借着关系往往可以获得特殊的优惠，很快就成了煤炭运输业的主流。

　　一方面煤车之间的竞争激化，另一方面各个管理部门不约而同地相中了这块“肥肉”，竞相以各种名目设卡收费或罚款。上级三令五申，仍然屡禁不止。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跑煤车的躲罚款的，罚款的躲拍照的。因为一旦记者对他们的违纪行为进行曝光，他们就少不了受批评处分。

　　小刘的煤车一般跑大同到北京昌平一线，虽然走高速公路大半天就到，但煤车司机都宁愿摸黑走小路，因为高速公路上有二十多个煤卡，每过一个都会以超载的名义罚款，一个起码罚二百元，一路下来连买煤的本钱也亏了。小刘几乎每天都在路上跑，他的妻儿就总是在村口路边等候，他说不准何时返回。

　　运输成本的不合理增长，使得煤车铤而走险，拼命地大幅超载，因为不超载必定亏损。也许超载现象在国内运输行业是个普遍的问题，但是我相信煤车这一行绝对是登峰造极。有专门的修车厂对煤车进行改装。除了加宽加长，还换底梁和加轮胎，反正只要车头能拖动就行。

　　改装肯定破坏了汽车的可靠性，最明显的一个损失是刹车。严重超载的汽车在踩下刹车之后，往往还要滑行十多二十米。就是这样的车况，司机们为了躲避煤检罚款还竟然常常把车开到山里绕行。每当我看见这些庞然大物在崎岖的山路上蜿蜒爬行，都不禁替他们捏一把汗。

　　我们的司机小杨也开过煤车。数年前的一个晚上，他和几个表亲开车到北京，到了一个收费站口，他刚把车停下来，“通”的一声，车子被重重地撞击了一下，他下车一看，他堂哥的车追尾撞上。当堂哥满身是血在他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他瘫软在地上，感觉自己好像也死了一回。回来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开过煤车。

　　面对跑车愈来愈大的压力，小刘却显得很轻松。他能坚持下来除了因为比别人入行早，负担轻以外，他的学问也帮了他不少忙。“我会看地图。”小刘半开玩笑地说，“别人进了北京环城高速，都找不到地方下来。”几年前，煤车还可以进入北京市区，他常常直接地把煤拉到用煤单位去卖，利润比别人要高一些。当我们问起他的车超了多少时，他笑了笑坦率地说“装满了大概36吨。我超的算是比较少的。”我相信他的话。除了因为他诚实的人品外，我也留意到他的车改装比较少，仅加高了车厢，看起来比起同行的其他车辆明显的短小一些。这辆车是他3年前花20多万买的，他很是爱惜。

　　超载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道路的破坏。没有哪条普通公路设计负荷会高达100吨的，事实上这次八达岭高速大堵车实际上也可以说是煤车惹的祸：一些桥梁不堪重荷出现险情，需要紧急抢修。

　　回想起这次大堵车，小刘还心有余悸。困在公路的时间，他们吃不香，睡不着，晚上还冷得够呛，最后也没能把煤拉到计划中的卸煤点北京昌平，而是在半道低价卖掉，亏损严重。

　　小刘觉得如果有关部门强硬执法，一定要纠正违章，也就是卸去超载的部分才放行，即使不罚一分钱，也没有人敢超载。如果大家都不超载，收煤的价格自然会相应地提高一点，煤车司机照样能赚取合理的利润，却不必再承担额外的风险。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对执法部门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光靠几个记者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回到酒店总结我们的收获，对于廖这位“拍腻了富人”的前《财富》杂志摄影师来说，他应该得到了他想要的。正如他自己在诗里写的：我惊叹于人能够完全像煤一样活着，不动、不恨、不爱，闷头冒烟，最后被超载的车运往火中。

　　第七天看不清楚的未来

　　这是一座典型的矿山城市，这里的绝大多数人，都直接或间接地以煤为生。土地下的资源终归有限，按照目前的开采速度，大同地底易于开采的侏罗纪优质煤炭，最多只能维持二三十年的开采。那么到了无煤可采的时候，人们将何以为生呢？掠夺式开采在本质上就是透支未来，将来为了还债，人们又将付出怎样的高昂的代价呢？

　　今天是我们采访的最后一天。廖把他的相机换上彩色胶卷，准备去拍一些自然环境的照片。主要的目的地是一片长满了沙棘的山沟。

　　这条山沟我去年来过，去年的情景曾让我大吃一惊：沙棘大片大片地枯死了，在幸存的绿色中，那些灰白色的枝杈如同森森的白骨，让人不寒而栗。司机小杨说他前一次来这里时它们还都活着，那么它们无疑是在去年的那场大旱中死去的。沙棘本来是属于比较耐旱的植物，我感到非常的痛心。

　　今年的沙棘看起来似乎比去年恢复了一些，那些枯死的躯干已经没有去年扎眼。也许再过几年，新的沙棘林就能重新长起来，这使我略感宽慰。现在沙棘已进入果期，这些幸存者的枝条上缀满了金黄色果实，现在还不算是充分成熟，我摘了颗尝了一下，酸的。

　　然后我们去拍摄御河河床。御河是大同地区的三条主要河流之一，另外两条是淤泥河和十里河。十里河流经我们采访过的几个矿区，还有小小溪一样的一点点水，水体非常污浊，让人怀疑是否由矿山排出的废水组成。而御河则见不到一点水。

　　在二三十年前可并不是这样，那时候山里边有沟就有水，司机小杨清楚地记得他在小溪里抓鱼摸虾的情形。我们在拍山上自然环境时，他也常常指出某处泉眼的遗迹。但随着煤矿的开采，这一切都消失了。据资料介绍，目前大同地区的地下水位以每年两三米的速度下降，地下水资源已接近枯竭。

　　这天晚上，我收到了一条手机短信，是兴旺庄司机韩宏建发来的，他以前是煤车司机，现在改开小车，主要拉矿工进城。他是个很有环保意识的人，短信是他写的一首诗：

　　向苍天呐喊的大山！

　　久治不愈的皮肤病！

　　体无完肤的伤痕！

　　砍头断腿的残躯！

　　失去心脏的躯壳！

　　高科技下错乱的动脉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