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

　　目前，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监管模式正面临着重大调整，《国有资产法》也正在抓紧制定，有关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各种方案正在起草之中。这些方案放弃了以往那种一刀切的模式，针对不同的国有资产形态设计了不同的考核标准。但是，在这些方案中，仍然存在着一些误区。

　　第一，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国有股减持等同起来，认为“一减就灵”或“一股就灵”。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固然需要改善资产结构，但在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盲目进行国有股减持或实行股份制改造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无益处。现在，一些国有企业之所以运转不畅，不是会下蛋的“鸡”不行，而是“鸡窝”不行。在没有充分估计国有企业发展潜力的情况下，进行“靓女先嫁”，只会贱卖国有资产，对中国今后的长远发展不利。譬如，一些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为了早日还贷，将城市交通干道的经营权出让给外资企业。从短期来看，城市国有企业摆脱了困难，但从长远来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失去了一个可靠而稳定的收入来源。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领导干部有一定的任期，一些干部为了在任期内建造更多的政绩工程，将新建项目低价甩卖，筹措资本，再铺新的摊子。这种狗熊掰玉米式的经营之道可能会逐步将国有资产消耗殆尽。

　　第二，将国有企业的各种要素搭配甩卖，认为这是解决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的好办法。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在处理国有资产的过程中，采用土地、厂房、机器设备与职工“搭售”的办法出让国有企业。他们认为只要能够解决当地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问题，就可以将国有企业的土地以及其他资产拱手相送。这种改革思路除了贬低国有企业中人力资本要素的价值之外，还违反了一般等价交换原则，名为解决政府的就业包袱问题，实际损害了国家利益。

　　企业并不是土地、设备、厂房与职工的简单搭配，而是生产要素的有机组合。现在许多国有企业出现问题，其症结就在于管理不善，只要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将国有企业的基本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完全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一些国有企业的监管部门不是检讨自己的用人不当，而是责怪国有企业的职工，试图通过一卖了之或一送了之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这是缘木求鱼的做法。

　　第三，在处理国有资产时，将生产资料等同于生活资料，沿用生活资料市场交易方式进行国有资产的清仓减价大处理。国有企业中闲置的生产设备不是废铜烂铁，而是放错了地方的宝贝，不能按照废品的价钱进行出售，更不能允许企业领导有组织地拆卖国有企业的设备用于日常开支。国有企业中的生产资料是过去几十年政府财政投入和企业积累的成果，它们暂时不能派上用场并不等于永远无法使用。应该在妥善保养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国家统一的生产资料市场进行等价交换，不能任由企业负责人简单地拆零销售。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建立完善的生产资料交易市场，而仅仅套用生活资料的交易方式，依靠传统的生活资料流通渠道来处理国有企业沉淀的生产资料。

　　第四，将资本运营和生产经营割裂开来，企业从事生产经营，而上一级的国有资产运营部门从事资本经营。目前在一些地区，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热衷于进行资本经营，它们不管企业的生产经营好坏，也不管企业与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是否密切相关，只要能够找到买主，就毫不犹豫地将运营良好的国有企业转让出去。这种看似大刀阔斧的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背离了当地老百姓的根本意愿，也阻碍了当地经济的长远发展。一些好的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导人的所谓资本运营下，被折腾的奄奄一息，有的企业因此而发不出工资。资本运营与生产经营是一个有机整体。在实现保值增值的大前提下，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审时度势，将生产经营与资本经营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

　　第五，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减员增效划等号，认为只要减员就能增效。在企业产品中，可变资本减少固然会降低亏损。但是，按照管理会计的一般原则，如果企业无法全面开工，其固定资产折旧仍需计提。所以，片面地减员节省开支，未必能够真正增效。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必须将注意力放在国有企业的职工身上，而不应该象守财奴那样，守着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实现保值增值。只有当国有企业的职工真正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集思广益，采用多种渠道搞活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才有希望。

　　第六，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搞一厂两制，实行“反哺”制度。现在东北等地一些国有企业为了实现起死回生，将企业一分为二，老企业背负所有债务，新企业轻装上阵。在经营的过程中新企业运用新机制，创造新的利润，然后再反哺给老企业。这样做表面上看实现了死里逃生，但从根本上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违反了国家现行的法律，最终也会拖垮新企业。

　　国有企业的根本性问题不是你死我活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机制转换，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的问题。一些地方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热衷于逃避债务，为当地企业利用改制或破产方式摆脱其他地方国有企业或国有银行的债务负担而沾沾自喜。如果这样的经验在全国各地推广，不但不能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反而会加快国有资产的流失。所以，必须严肃法纪，对一些地方政府企业串通司法机关逃废债务的行为予以严厉的打击。

　　第七，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上市等同起来，认为只要包装上市，就可以获得充足的资本，国有资产就可以保值增值。国有企业上市固然可以增加企业的透明度，改善企业的股权结构，理顺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但是，国有企业与一般企业不同，它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如果为了圈钱，或者与民争利，其结果可能是进退两难。目前政府部门在国有股减持问题上面临的困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国有企业包装上市并不难，难的是上市以后如何在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国有股的合理流动。在国有企业基本素质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的情况下，盲目包装上市只会扩大社会矛盾。现在，有关部门正在寻找外资进入国有企业的有效途径，试图通过向外商出售国有股来解决上市公司股权不平等的问题。不过，在“有场无市”的情况下，国有上市企业的股份全流通问题未必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只有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市国有企业内部股权平等的问题。

　　第八，将保值增值的着眼点放在高新技术企业，忽视了传统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目前，在世界竞争格局中，中国的国有企业大多处于中下游水平。西方的一些跨国公司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优势实现高端市场垄断经营，在某些行业，中国的一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实际上是靠引进国外技术在中国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而形成规模的。除了一些军工企业外，中国的国有企业普遍缺乏雄厚的技术储备，仍然沿用传统技术从事简单的再生产。因此，加快国有企业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工业企业的装备水平是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途径。盲目发展所谓的高新企业，可能会在缺乏技术支撑的情况下沦为西方国家品牌产品的制造商，既帮助这些企业开拓了中国市场，又帮助这些企业获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

　　第九，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国家减免利税联系起来，认为只要减免国有企业的利税，就可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其实，对有些国有企业来说，适当地减免税收，可以帮助这些企业恢复造血功能，实现利税的增长。但对有些国有企业来说，减税未必能够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更重要地是，对国有企业的税收倾斜，直接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久而久之会养成一些国有企业等靠要的思想。

　　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建立在公平税负基础之上的，如果依靠减免税收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那么，不但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而且也无法实现保值增值的最终目的。

　　第十，将保值增值与企业规模扩张等同起来，盲目进行企业归并。按照企业组织成本理论，当企业经营规模超过市场竞争需要时，企业的效益不是上升而是下降。现在，西方一些知名的跨国公司正在进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调整，减少决策层次，压缩企业的规模。但在中国，一些部门热衷于扩大企业规模，并试图通过兼并进入世界企业500强。这种不计成本的资本运营方式不但不能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反而有可能降低企业的盈利水平，并最终导致国有资产损失。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从整体上来看，要区分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要区分营利性企业与非营利性企业，分别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生产经营和资本运营，并且用不同的标准进行科学的绩效评价。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现在，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掌管的国有企业有189家，它们是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主力军。在这些企业中，既有股份制企业，也有独资企业。今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应该针对不同企业的实际情况，设计出不同的发展思路。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