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打井发现兵马俑　30年后一纸报告要维权

　　12月10日上午，西安临潼区秦陵街下和村西杨组村民杨新满、杨培彦、杨全义向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以下简称秦俑馆)递交了一份《关于‘秦兵马俑发现人’资格认定的申请报告》，要求该馆颁发证书，确认包括他们在内的9名农民对秦兵马俑的“发现权”。

　　秦始皇兵马俑发现于1974年，这些农民为什么在近30年之后才要求他们的“发现权”？而“发现权”又该如何认定？挖掘出文物的是发现人，最终确定这些文物价值的考古工作者是不是发现人？我国法律对于发现人和发现权的界定有何说法？我国是怎样对发现文物者进行精神及物质奖励的？

　　农民打井发现“瓦人”专家确定为秦兵马俑

　　29年前，杨新满与同村的伙计们在挖井时发现了秦始皇兵马俑，他们没有想到，它将成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更没有想到，他们日后将为“第一发现人”争得不可开交。

　　据时任晏寨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的付永仁介绍，1974年3月，西杨村所在的晏寨公社号召兴修水利，各村改土打井热火朝天。有一天，杨新满和同村杨培彦、杨志发、杨全义、杨文海、杨文学、杨彦信、杨宜洲、王普治在打井时打出些“瓦人”来，觉得可能是文物，就告诉了包村检查的干部。第二天，付永仁赶到工地，要求停止施工，并报到文化馆。

　　文化馆的赵康民急赴工地，察看陶片后认为，这是秦代的，是宝贝。于是让杨培彦等人把瓦人用架子车拉到文化馆。新华社记者蔺安稳得知此事，将采访结果发了《内参》，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争议始自“发现人”签名售书“第一发现人”之说遭质疑

　　一开始，杨新满等人并没有意识到要求明确“发现权”。后来，跻身世界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该馆的宣传材料曾透露，1985年该馆的日参观人数稳定在4000人左右。

　　而当地想出了更聚人气的赚钱方法，让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人”坐堂，签名售书。

　　首先签名售书的是杨志发，接着杨新满、杨彦信、赵康民等也被邀请，再后来，一些跟此事毫无关系的人也号称“第一发现人”在秦俑馆附近一些书店蒙骗游客，图的是每月近千元的“签名费”。

　　杨新满等人认为，之所以会出现鱼目混珠的现象，是因为没有政府的“认证”。从1985年开始，他及其他几位打井时的伙伴找到秦俑馆，要求该馆对此给予认定，但一直无果。123

　　杨新满告诉记者，杨文海等5人已离开人世，十多年来，媒体的炒作让人误以为“第一发现人”是杨志发或者是赵康民，“而实际上应该是我们9个人共同发现的”。

　　杨等人还要求对该馆一号坑介绍文字中“当地农民打井发现”进行修改，写出他们9人的具体姓名。

　　《文物保护法》规定奖励文物发现精神鼓励能否以“发现权”体现

　　陕西克利律师事务所律师毛嘉兴说，他还是首次收到“确认文物发现权”的申请，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中尚无有关确认文物“发现人”的条款。但《文物保护法》规定，发现文物并及时上报或上交，使文物得到保护的单位和个人，国家应该给予适当的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杨新满等人的精神鼓励是不是应该包括所谓的名分？发证书，或者是刻碑留名？这都是精神鼓励的一种形式。

　　而这些，杨新满等人并没有获得。那么，我国长期以来是怎样对发现文物者进行精神鼓励的？

　　北京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赵福生告诉记者，精神鼓励如何表现，国家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很多文物是考古人发现的，对他们来说，这是职务行为，单位表扬就是一种精神鼓励；对于非考古

　　或文物工作人员，有的是发奖状，有的是口头表扬，至今没听说给‘发现人’证书的。”

　　赵所长估计，在这些奖状里，可能会包括“某某人发现某某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特发奖状，以资鼓励”的内容。在他的记忆中，今年初在陕西眉县发现27件青铜重器的5个农民，“大概是所有文物发现和保护者中，受到的奖励最高的：不算国家文物局和当地政府，光陕西省文物局就奖励了他们10万元；而且27件青铜重器在北京展出时，他们5人被特别邀请‘披红戴花’地来到北京，据说还得到了奖状，———这就是一种精神鼓励。”

　　认定“发现权”尚无法规可循文物发现不同于自然科学发现

　　但在认定“发现权”上，目前没有具体规定，因此，秦俑馆办公室副主任张炳玲感到十分为难，“‘发现’如何界定？哪一级单位有权开具此证明？现在的《文物保护法》没有规定，要有发现人鉴定这一程序。而且一旦出现争议，由谁来鉴定？”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占民认为，谁是第一发现人，需要权威部门认定，“自然科学的发现相对来说容易界定，如居里夫人发现的镭，他们夫妇自然是发现人。文物的发现往往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特殊性。如中国第一例人类头盖骨化石的发现，当时人们并不认识，经裴文中先生鉴定命名，发现者自然是裴文中先生。可秦兵马俑的发现众所周知是西杨村几位农民打井碰上的，他们最先挖出来的‘瓦爷’也好，‘秦俑’也罢，你不能说他们不是‘发现人’，至于经文物专家的鉴定、修复、命名及新闻记者的报道，还有首批考古队的进一步清理、钻探，弄清了秦兵马俑坑的全貌，在整个发现过程中的这些专家、记者的职务行为如何评价、界定，目前文物主管部门还没有具体的规则可遵循。”123

　　作者：李湘荃

　　“发现权”和“发现的价值”有区别价值确定人是否也是“发现人”

　　杨新满等人在秦兵马俑的“发现”上已经出现了争议，在无规则可循的情况下，先看看一些专家及网友的说法。

　　秦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张文立教授认为，打井人和赵康民都是发现人，“当时打井是集体劳动，杨培彦是生产队长，杨志发、杨新满等人具体打井，挖出秦俑时，大家都看见了。但从科学意义上来说，赵康民听到打井发现东西，立即赶到现场，经过研究、分析，确定是秦始皇的陪葬物，并修复、命名，从这个角度讲，赵康民也是发现人。”

　　一个网友说：“虽然我不能给出发现权的准确定义，但我清楚科学发现的偶然性。在古今中外科技史上，科学发现偶然性的实例并不少见。在这里首先要把‘发现权’和‘发现了价值’区别开来，如果没有几位农民的挖井行动，就当然没有秦俑的发现，又何谈其‘价值的发现’；也正因为他们是农民，他们才有了那种为生存而表现出的本能的挖井行动———最终导致秦俑的发现。而秦俑的发现价值恰恰是考古工作者的职责，而以此为由来和几位农民争执，有点说不过去。让一个农民来完成什么‘发现的价值’，岂不是强人所难！”

　　陕西克利律师事务所的毛嘉兴律师认为，“秦俑发现人”之争，给立法机关带来启示，国家应当在这方面进行立法。一方面可以维护“发现人”的合法权益，调动公民“发现”并保护文物的积极性；一方面可以减少纠纷，促进社会稳定。

　　供图/《华商报》

　　杨新满

　　杨培彦

　　杨全义

　　供图/肖殿昌/photocome1 2 3

　　作者：李湘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