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讯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出台、中国在《公约》上的签字，无疑将对国内的腐败分子产生巨大威慑作用。如何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做好法律和法律实践两个层面的应对研究，进一步创新我国反腐败工作机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记者专访了参与《公约》起草的中国法律专家、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预防处处长陈正云博士，请他介绍了《公约》的内容特点和我国反腐工作应采取的应对之策。

　　明确界定9种腐败犯罪行为

　　陈正云介绍，《公约》中所规定的腐败犯罪类型，基本上被我国刑法所包括，但在犯罪构成的具体要件上，与我国刑法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别，较我国刑法的规定更为宽泛。它首次以联合国公约的形式规定了腐败行为的定罪，共分为贿赂、贪污等9种，可以定罪的腐败行为包括：贿赂、贪污、挪用公款、影响力交易、窝赃、滥用职权、资产非法增加、对犯罪所得洗钱、妨害司法等。

　　《公约》规定的受贿犯罪，在主体上，不但包括本国公职人员，还包括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在客观要件上，也没有明确规定必须是公职人员实施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在贿赂内容上，可以是任何好处，而不仅限于财物。再如，《公约》规定的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包括《公约》所涵盖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所得等犯罪……这些内容，都与我国刑法的目前规定存在一定差别，所以，要积极研究相应措施，以落实《公约》所规定的缔约国义务。

　　《公约》还规定，各缔约国应当根据本国法律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因腐败行为受到损害的实体或个人有权获得赔偿。因此，我们应就腐败行为而导致的损害赔偿问题———诸如赔偿主体范围、受害人的确定、损害的范围（是否包括间接损失）等进行规范。因为，目前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因犯罪行为而导致的物质损害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犯罪者进行损害赔偿，但在法律实践中，基本上还没有受害人因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而提起赔偿的诉讼。

　　建立完善境外追逃追赃机制

　　目前，腐败犯罪越来越呈现出有组织、跨国化的趋势。腐败分子犯罪后潜逃出境，或将赃款转移境外，已成为各国有效惩治腐败犯罪的一大障碍。为此，《公约》在建立完善境外追逃、追赃机制方面提出了针对性措施。我们应加强对追逃、追赃机制的研究，以更加有效地惩治腐败犯罪。

　　《公约》创设的腐败犯罪所得资产追回法律机制包括直接追回机制和间接追回机制。相对而言，利用直接追回机制追回被转移至境外的腐败犯罪所得资产，成本较高；利用间接追回机制应是主要途径。但在间接追回机制中，追回被贪污挪用的公共资产需要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那么，如果因罪犯死亡、潜逃或者缺席，无法起诉罪犯，以至于无法获得生效判决，怎么办？《公约》规定，这种情况下，被请求缔约国应当考虑放弃对生效判决的要求。

　　《公约》还要求，各缔约国应当根据本国法律，考虑采取必要措施，以便在无法起诉时，能够不经过刑事定罪而没收腐败犯罪所得资产，以便进行资产返还。陈正云说，这种境外追赃机制将从心理上给携款潜逃、转移赃款的腐败分子以极大的打击，腐败分子即使将财产转移到境外，最终也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引渡时，腐败犯罪不应视为政治犯罪

　　《公约》主张各国在依法独立开展反腐败的同时，加强国际合作。由于腐败犯罪系由公职人员利用职权而实施的一类犯罪，常常涉及公共财产，又由于各国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在腐败犯罪的性质认定上往往会产生一些争议。譬如有的国家会因意识形态差异甚至是出于敌意，将别国惩治腐败犯罪的行为认为是政治派别倾轧或打击持不同政见者，因而将腐败犯罪视为政治犯罪，拒绝引渡；或认为腐败犯罪涉及国家财产事项，是国家政治行为，并以此为由拒绝司法协助请求、拒绝引渡。对此，《公约》规定，在以《公约》为引渡依据时，不应将《公约》所确立的任何犯罪视为政治犯罪。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