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路敦英 高学冬

　　10月30日，在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一个普通检察官的葬礼举行。本来预定只有20多名同事参加，可葬礼上一下子来了200多人、50多辆车。送葬的人群中，还有十几个从几十公里以外赶来的农民。正是秋收最忙的时节，可这些农民说：“再忙，也要来送送他。”

　　故去的检察官叫常贵文，是梅里斯区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科科长，因患肝癌去世，死时只有45岁。一

　　1998年4月，40岁的常贵文从反贪局调到成立不久的民行科任科长。

　　在一个仅有十几个人的基层检察院，常贵文领着一个书记员一个法警，在4年的时间里，共办理民事和经济抗诉案件108件，平均每年20多件。

　　同期上级下达的指导性任务是，原则上每年4—5件即可。

　　由于梅里斯检察院的民行工作连续四年在全市16个区县检察院中考评第一（2001年全省180多个基层检察院考评位居第三），常贵文和他的科室自然成了检察院系统的学习榜样，可同行们私下说，这个榜样太难学，因为要像常贵文那样拼命，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二

　　常贵文常说，法律应该保护弱者。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民打官司有委屈，检察院不能看着不管。

　　2001年11月末，常贵文的办公室来了情绪激动的几名农民代表。原来，达呼店镇东团结村26户村民，认为村乡一些收费不合理，到区法院打官司输了。农民们要到省里上访。走之前，有人建议他们到检察院民行科试试。

　　常贵文接下了案子。

　　通过20天的调查，常贵文和两名同事认定：村委会的收费项目中，有两项违反了中央和省有关规定和政策，明显增加了农民负担。最后，法院改判农民胜诉。

　　从此，常贵文成了当事人陈建和张校田这两个农民的朋友。每次到镇里，两人都到常贵文的办公室坐坐，拉拉家常。三

　　有人总结：常贵文办案，交的朋友都是普通百姓，得罪的都是有权有地位的人。

　　2000年7月，莽格吐乡嫩水农场的农民张东升跑到常贵文的办公室哭诉。张东升说，他原来被嫩水乳品厂聘为奶站负责人，自家也养了几头牛。由于厂子拖欠张东升近3.5万元奶资款，1993年9月7日，由主管副厂长批准从厂里拉出五吨奶粉顶账。现在有35名送奶户告张东升贪污奶粉，要求他用房子和家产赔偿。区法院判决张东升败诉，几十名原告要占张东升的房子。

　　受理此案后，常贵文带领干警驱车100多公里前往莽格吐乡。路面凹凸不平，车子颠簸得十分厉害，常贵文一下车就吐了。

　　在莽格吐乡他们住了三天三夜，形成调查笔录54份，调查走访知情人65人。一位证人在草甸里种地，车开不进去，常贵文硬是徒步走了十几里地，找到这位证人，拿到了证言。

　　案情查明了，法院进行了改判。

　　张东升一家高兴了，可常贵文不仅得罪了作主审法官的朋友，也得罪了35名原告。

　　对这事，常贵文很坦然：“办案凭事实和法律。得罪了朋友，但能换来群众对检察机关的信任，值！”四

　　2002年11月，常感身体难受的常贵文，到齐齐哈尔一家大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的结果：肝癌晚期。痛苦之后，常贵文对领导表示：“我没有理由放弃工作的机会。”

　　2003年春节刚过，拖着手术后虚弱的身体，伴着时常出现的术后反应，常贵文又回到院里上班。他白天抽空在办公室点滴，点完滴就下乡调查。

　　在生命的最后8个月，常贵文受理了16件民事和经济案件，向检察院提请抗诉6件，提前半年完成了年度任务。9月，当他再次病重住进医院时，他说，我可以安心了。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常贵文对前来看望他的农民朋友说起几件未了的案子，感慨到：“假如老天爷再给我五年……”说到这里，他流泪了，病床周围的农民们也是泪流满面。

　　葬礼过后，农民们要求给常贵文立碑。梅里斯区检察长李秀菲说，什么碑也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黑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