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新中国一起成长(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12日09:33 光明网

　　简历：王福祥，山东人，汉族。著名语言学家、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化研究院院长、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1987年荣获“普希金奖章”，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兼任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际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协会执行委员、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会长、北京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等社会工作。

　　我常说，人民给我的，我要加倍还给人民。这绝不是唱高调。我是一个孤儿，是党和人民把我培养成一名教育工作者和管理者。我的成长经历充分证明，个人的发展只有和国家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有所作为。在迈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事业发展的宽阔空间。

　　我幼年丧父，如果套用现在的流行说法叫“苦孩子出生”。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的传记体小说《童年》，整整影响了中国几代人。凡是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知道，出身于木工家庭的高尔基，五岁丧父，生活异常艰难和痛苦。我的出身和《童年》里的小主人公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岁时父亲病逝，4岁时母亲改嫁，由于经济拮据，我勉强上了小学，学费还是亲戚们凑起来的，就这样硬撑着读到了初二。

　　1950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解放初期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百业待兴。作为工业重镇的东北三省更处于快速发展中，各行各业专业人才奇缺，俄语专业人才更是如此。我所在的沈阳八中校长推荐我上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吃穿由学校供给。正苦于无钱读书的我，一听这一从天而降的好消息，怎能不欣喜若狂！16岁的我甚至来不及与亲人告别，就兴冲冲地赶到了哈尔滨，从辨识俄文字母开始，逐步登堂入室，徜徉于知识文化的海洋。我的童年是不幸的，可我始终觉得自己是最幸运的。我赶上了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时期，我的个人命运也因此发生了重要转折。

　　3年的学习时间虽短，可是奠定了牢固的语言“基石”，也打开了我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大门，我在学业上、思想上，都有了长足进步。1952年2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3年，随着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各个部门急需翻译专业人才。我们这批红“小鬼”从预科班毕业后，继续升入本科学习。但是，新中国各条战线在召唤人才，还没有等到我们完成学业就提前毕业。我留在了学校，其他同学则纷纷打点行李，奔赴火热的祖国建设第一线，1955年，我考取研究生并赴莫斯科留学。这是我人生的又一转折，使我能在科研道路上前进一大步。1959年获得莫斯科大学语文学副博士学位后回国，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从此开始了我的事业追求。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60年代初中苏关系交恶，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学术活动和交流。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作为“白专典型”的我自然也受到冲击。当时，我刚过而立之年，想到自己受党和人民教育多年，又到国外深造，不能学以致用，心里感到十分痛心。但是，在我的心里，一直没有放弃语言学研究，没有放弃对文化知识的追求，更没有放弃对党和人民崇高理想的信仰。

　　1978年，中国知识分子终于盼来了科学的春天。政治上拨乱反正，经济上改革开放，科技、教育上全面复兴，大大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科研工作热情。为了缩短与外国的差距，我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教学、科研上，并把眼光瞄准了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话语语言学（Textlingu istics）。由于选题方向正确，在短时间内，我的研究有了重要突破。1981年出版了第一部专著《俄语话语结构分析》。1982年，我被任命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主管教学科研工作；1983年，被评为教授；1984年被任命为院长，1997年学校改名北京外国语大学继续担任校长。

　　在学校领导岗位上，我从1984年开始推出新的改革方案：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外语，具备较好的听说读写译能力，同时要具备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强调在一、二年级打基础，三年级以后加强专业课学习。实践证明，这些改革措施较好满足了国家对外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以及对外语人才的更高要求。繁重的学校行政工作挤占了我的一些时间，但是，我千方百计挤出时间读书、学习、开展学术研究。继1984年连续出版《实际切句法》等两部专著后，我几乎每年一部新著面世。1989年出版的《汉语话语语言学初探》一书，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年内，我计划再出版一部新书。

　　我的成长和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我庆幸自己能为人民作些有益的工作。现在，我虽然年届古稀，目前也已退居二线，但我喜欢教学、研究工作，我愿把一生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

　　（本报记者张炳升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