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12月10日报道，近日一场特殊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在北京市监狱进行，一罪犯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联想到最近司法机关实行人性化管理在媒体上频频报道，包括监狱为服刑人员建起购物超市、给囚犯开设“夫妻同居房”，让囚犯回家过周末、狱内结婚等等。相对来说，法院实行的犯罪嫌疑人受审前戴头罩，审判时不戴手铐等举措倒是略显得有些羞答答了。

　　不可否认，现实中在司法机关里确实还存在着某些不够“人性”甚至严重违法的现象，如乱用械具、体罚犯人等，对此是需要大力提倡“人性化管理”的。法律和刑法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随着社会整体文明的进步，那些有违人性，单纯强调打击，轻视人权的残酷刑罚理应被舍弃。

　　但是，法律的社会功能具有对立统一性，在惩戒与感化之间应该保持平衡。人性化管理措施，包括社会参与的“帮教”等活动，也要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不能单纯的为了所谓的“工作创新”，去盲目追求、作秀。超前的“人性化”管理可能就会带来矫枉过正的后果。在法治社会中，法律通过限制一部分犯罪人员的人身自由而保障多数人的人权，这是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共安全的必然要求。法律惩罚犯罪原则应是刚性的，不可逾越的，如此才能体现其剥夺、威慑的功能。

　　即使是某些可以柔性化的内容，也应以改造、感化为限，而不是盲目超前。如果让监狱中的服刑人员比在“大墙外”辛辛苦苦的打工者还要吃得好，营养还要丰富，让守法公民怎么想？那些奔波于城乡之间仍食不果腹的弱势群体，会不会一时冲动像《警察与赞美诗》（欧·亨利）中的苏比一样制造自己入监的条件？

　　对服刑人员人性化管理的尺度，应当与我们的社会发展水平和普通民众的心理接受基础保持一致。如果做得太超前了，就会减低法律的惩戒功能。广州监狱关押的一名罪犯曾在一系列流氓斗殴中起指挥作用，殴打无辜群众数十次，亲自参与的有21次，却还获准离监探望身患癌症的母亲。这固然属于人文关怀的一个例子，但这样的重犯在离监期间再次犯法，或者干脆逃跑，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像前一段时间伏法的大连黑社会头子邹显卫，就在“保外就医”期间再次杀人。

　　现代刑事司法在价值取向上越来越寻求一种平衡，即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平衡，而且在保护人权时，不再单纯地强调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刑事司法要注重的是一种三角形的利益关系，这个三角形利益关系指的是社会整体利益、受害人及其家属的利益和被告人及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保护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不是刑事司法制度惟一的价值取向，还要考虑到其他社会公众的需要。

　　公众有享受安宁的不受犯罪侵害之生活的权利。应当看到，重视保护人权、程序公正时，要警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片面地强调保护人权和程序公正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在价值取向上寻求一种平衡，兼顾保护人权和打击犯罪。司法公正是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兼顾的一种公正观，片面追求某一方面都会弊大于利。“人性化管理”亦当作如是观矣。（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