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旭君

　　二、毛主席的黄河恋

　　在中华古老的大地上，深深地镶嵌着两条绚丽夺目的项链——长江和黄河。它们都从边远的西部青海省发源，浩浩荡荡流经中州，进入东部平原。最后，黄河跨过山东泻入渤海，而长江则在繁花似锦的上海市奔流入海，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江春水向东流”，“逝者如斯夫”!

　　它们的支流从河道的主干向四方奔腾，哺育着整个中华大地，滋润着生活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五十多个民族。五千年来它们就是这样奔流到海不复回。

　　黄河和长江多年来一直在毛主席宽阔的胸间和心里流淌，早已留刻下厚厚的深情。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老人家利用搞社会调查和开会的机会，途经两河流域，去视察江南、江北，有时总想忙里偷闲顺便到武汉，跃入长江去畅游一番。

　　在武汉盆地大火炉里，主席几乎每年都冒着近四十度的高温，面对这条逐渐由清变黄的滔滔江水，开心得像孩子般地笑呀，说呀。他汗流夹背，迫不急待地换上游泳裤，抓着小轮船边的悬梯扶手一步步走下水，便立刻挥臂游动起来，乘着江水强大的冲力，他像坐滑梯般地一泻而下，顺着江流前进。这种愉快，他只有在长江中才能得到，也只有长江才能带给他一种独特的喜悦和精神上真正的休息。他喜欢这滔滔江水，这辽阔苍天，他也喜欢它水深流激，他更赞美这种只争朝夕的速度……。这一切竟使他朝思暮想地依恋着长江。

　　而主席对黄河的情感，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很少像对长江那般在众目所视之下发出响亮的赞美。往往只有在主席忙完公务之余，他才沉重的，但又一直没有忘怀的想起了黄河。想起了黄河的忧患和经历的灾难，当然也有那些英勇、美好、多彩的动人故事。他急着翻看地图、查阅资料、审批计划……，总想再次到黄河身旁，亲自实地考察。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去思念黄河。毛主席生前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我觉得在他眼里，或者在他心中，黄河不仅仅是一条河，而是与他同种同宗的患难兄弟。他们在一起吃苦，抗日，打蒋介石。千百年来黄河养育了中华儿女，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灾难。这一切在毛主席心中都归结为一句话：我们要驯服黄河，让它为人民造福。

　　主席从五十年代后期就跟我常讲黄河的事，直到七十年代初，这十几年间正式谈起黄河至少有九次之多。七十年代初他已经体弱多病，他用手捶打着沉重无力的双腿，闭上眼睛，让我给他唱有关黄河的歌。我给他唱《黄水谣》。

　　我看见主席仍闭着眼说，“唱!”于是，我又接着唱了一首《保卫黄河》。

　　唱完了，我说：

　　“主席，看来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人啊。”

　　“嗯？不对，”他睁开眼睛幽默地说，“我是个到了黄河也不死心的人。你信不信？你可不要小看黄河。我告诉你，我曾经讲过，你们可以蔑视一切，但不能蔑视黄河。”

　　他的话让我想起1959年12月26日他生日那天第一次跟我谈起黄河的情景。

　　那天下午我到值班室，正碰上卫士封耀松值班。

　　“主席睡了吗？”我问。

　　“还没睡，你上去看看主席吧。”

　　我正想去给主席祝寿，那年是他六十六岁生日，按民间的说法，是六六大顺。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全国的形势从58年大跃进开始，到59年仍是人心鼓舞，干劲冲天，又赶上“十年大庆”，表面上热热闹闹，但主席的心情很沉重，他常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到什么反应没有，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怎么样，有没有饿死人的事情……我记得那时已经有饿死人的绝密报告送到主席案头。

　　我来到主席卧室，见他靠在床上心事重重地抽烟，便没讲话。平常，他会笑着问：“又有什么好消息？”

　　我默默地往他床头桌上的茶杯里续了半杯热开水，只听他说：“你坐下。”

　　我搬了把椅子坐在他床旁脚侧的地方。每当主席睡不着的时候，我常自然而然地按照护理原则的要求来考虑我该做些什么工作。这时应该少谈兴奋的事，不要主动去谈一些新问题，尤其不能问他“为什么睡不着”，“又在想什么心事”之类的话，这会使他烦躁焦急，心绪不定。我总是一声不响地顺手从他床上拿起本书看，或是说：“主席，我给你念点东西吧。”我想，一种平淡、单调的声音可以对他起到催眠的作用。

　　“现在不忙念书喽，你先看看这个。”主席往桌子那边指。

　　他床头的桌子上放满了书，还有茶杯、铅笔和刚写过的手稿。“是这个吗？”我拿起手稿问。

　　他“嗯”了一声，语调平淡地说：“你看吧。”并不停地抽烟。

　　我一看这是主席写给身边工作人员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封耀松、汪东兴七同志，要他们下去搞调查的一封信。

　　看完信我把它放回到原处。主席问我：“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我毫无顾虑地说：“主席，如果可能我也想争取和他们一起下去搞点调查研究。”主席说：“你不用下去，你还另有任务。”我说：“那好。我就按照你的指示，为他们每人准备一份药。我想，其中包括内服药，就是治常见病和地区多发病的几种常用的药。另外，还准备一些一般外科常用的药品，再开一个药单，写清每种药的用法。当然，还应该召集他们开一次会，在会上除了我讲以外，看他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你看这样行不行？”主席点头说：“好，就按你说的办。”我起身就要走，主席说：“你不忙现在去办喽。”

　　我又坐下，想着怎样让他别抽烟，慢慢入睡。我说：“主席，你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用用耳朵，我给你读‘兰亭序’。”

　　主席能熟练地背诵“兰亭序”，所以我想我在读的时候他不用费脑子，感觉会轻松些。他轻轻点着头，我尽量的用轻柔的声音，平静的语调往下念：“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

　　我看了他一下，他已闭上了眼睛，于是我再继续往下读。“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我又看了他一下，只见他仍闭着眼睛，我便继续读完。

　　第一遍全文读完再看看他仍是安静的闭目，一动不动，但又不像完全睡着了，于是我又开始读第二遍。等第二遍读了一部分，我听到他开始打鼾了，我没停，继续往下念，直到他的鼾声越来越响。我坐着没动，怕吵醒他。过了二十分钟，他突然睁开眼。他觉得很奇怪地问：“嗯？你怎么还在这儿？我睡着了？”

　　“睡了。”

　　“睡了多久？”

　　“二十分钟。”

　　“不对，我好象睡了好久。”

　　“你打了个盹，不过，你真的睡着了。”

　　我见他精神好些了，便问：“主席，你这几天为什么睡不着觉？”

　　“我心里有事，我在想事。”

　　“你又发愁了吧？”

　　“光发愁也没用，得想办法。我给你看的东西你看了吗？”

　　“看了，你打盹前让我看的。”

　　主席语调平静地说：“国家有困难了。这种困难跟我们在延安搞大生产时的困难不一样。在延安，那是人口不很多的解放区，现在是全国性的。”

　　“你老记着延安那点子事呀。”

　　“是呀，我忘不了。在转战陕北时我打了那么多仗。”

　　“转战陕北时苦吗？”

　　“苦。可是我们不怕。那是战争年代，有仗打高兴哩!人家说我是一只好斗的公鸡，其实我比公鸡的能耐大多了。那时，我们那么穷，可是我的名字还挺响亮的哩，尤其是对蒋委员长来说，他特别关心我。他的情报机构很灵，我到哪儿他都知道。你信不信？”

　　我笑了，点点头。他接着说：“我可以吸住胡宗南的20万人马，只要我不离开延安。你知道胡宗南可是张王牌呀。这张牌可以由我来调遣。当时我们的兵力有限，这样我拖住胡宗南20万大军，就可以减轻其他解放区的压力。蒋委员长对延安狂轰乱炸，无非想把延安炸平，把我炸死。一颗炸弹果真在我住的窑洞前开了花。胡宗南以为我准死了。可我没死。”

　　“后来呢？”

　　“后来呀，都能听到敌人的枪声和喊声，我最后一批撤离延安。我就是想让他们进来嘛。既然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还不走。这就是兵书上讲的‘诱敌深入’。但是我当时就说过，延安我是一定要回来的，也一定要打败胡宗南，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看来黄河帮了你的忙。”

　　“你见过黄河吗？”

　　“没有，只见过照片。”

　　“当时刘戡的部队一直追我们追到了黄河边，可惜呀，我只老远看了一眼黄河。这条河与我共过患难，拯救过中华民族的危急。我们是结下了美满姻缘的。”

　　“47年10月，我在黄河边搞农村调查，住在佳县的神泉堡，这个县城在高高的山顶上。我有时上山从那里看黄河。黄河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它壮观的很哩，汹涌澎湃，从我脚下流过。”主席坐在沙发上对我说，右手在脚面上一扫。“有时我沿山间小路走，一直下到河边。每次看黄河回来心里就不好受。”

　　“看黄河应该高兴，怎么反而不好受？”我天真地问。

　　“因为我没治好它身上的千疮百孔啊。我还没驯服黄河，让它造福人民。我欠了黄河的情喽。”

　　“你每次去看，每次都不好受，为什么还去看？”

　　“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矛盾哩。”

　　1961年主席的心情更不好。这时一些饿死人的报告已经频频送到他的桌前。为了让他休息好，分散一下精力，在他临睡前我总是设法主动跟他聊天，想让他讲讲他过去的事情。这时，他便常提起黄河。黄河在他心中占有了不得的位置，他对他的儿女也没有像这样常挂在嘴边。

　　“48年3月宜川大捷，我们打败了胡宗南。我们行军到川口，要从这里过黄河。水流急得很，还有冰块哩。我这次没能到激流中去试一试水。面对咆哮的黄河，我是坐渡船过去的，不是游过去的，可惜呀!”

　　时间到了1962年，国家的情况有了好转，主席的心情也轻快些。6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主席在菊香书屋的办公桌上写字，一边写一边念：“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他反复写，反复念，仿佛要从中读出点什么似的。我在一边给他调墨。我说：

　　“主席，你还是忘不了黄河呀？”

　　“我怎么能忘了黄河呢？”他放下笔，抬起头凝视着看不见的远方道：“52年我去视察了黄河，可是工作忙，只走马观花地看了看，没干成什么事。一晃十年过去了。”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高智去西安工作时，我让他先打个前站，沿途做些调查研究，我随后就到。我告诉他我要骑马去，沿黄河走一趟。嗐，事情一忙就顾不上它了。”

　　64年的夏天在北戴河的时候，主席的情绪特别好。有时他办公躺着的时间久了，我便提醒他去一次厕所，这种时候我就想让他多走些路，所以每当他起床后，给他穿好睡袍时，我便轻松的笑着，嘴里给他打着锣鼓点：锵、锵、锵……，他一听便迈着台步在屋子中央转圈，小跑起来。有时我又故意变调，打起青衣花旦上台的锣鼓点：台、台、台、一台、一台、一一台……他就会学着小姐的步态扭着走，常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开心极了。他很喜欢唱京剧，高兴时还不时地做出甩袖子亮个相的动作。每当我在旁边大声笑他时，他便一本正经地用浓重的湖南腔说：“严肃点。”说完他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唱京剧讲究的是板眼要准。”这时，他会自己打着拍子摇头晃脑地唱起来。主席的音乐节奏感的确非常好。

　　一天下午游泳回来，吃完了晚饭，主席对我说：“我想去黄河，你做点儿准备。”

　　我心想，怎么在北戴河呆得好好的突然又想起了去黄河。我连忙问：“主席，你去黄河干什么？”

　　他高兴地笑了，红光满面，挥着手说：“这次可好了，可以如愿了。我不当国家主席了，事情不那么忙了。我想搞点儿科学研究，再不搞就来不及了。”

　　我好奇地问：“你想怎么个搞法？”

　　主席说：“我要带一个智囊团去。这里面包括有天文、地理、历史、气象、土壤、地质、化学、肥料、水利、电力等等一批专家，要像李四光这一级的专家。他们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们大家都骑马去。你给我准备一些应付艰苦生活的东西。我们要沿着黄河走，逆流而上，去寻找黄河的源头。把这条河从头了解起，让它能更好地为我们的民族造福。我们还可以到黄河里去游泳啊。”说着，他让我把汪东兴同志请来，向他交代了一番。

　　几天以后，汪东兴同志从北京调来骑兵队和一些经过选择和训练的军马。我感到又兴奋，又紧张因为我除去日常工作外，还要准备去视察黄河时沿途可能需要的特殊医疗用品器材。紧跟着便开始了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艰苦的骑马训练。

　　主席根本用不着练，前半生的戎马生涯使他对骑马有种特殊的感情。当时他已经七十一岁了，上马时需要警卫帮他一把，一旦上了马，老人家昂首挺胸，抓住缰绳，两腿一夹马肚子，骏马便阔步前行。那神气，那动作好让我们这些不会骑马的人赞美、羡慕。从此，主席又多了一项活动——骑马。

　　我从来没骑过马，所以对骑马没什么兴趣。有一回，我在住地与浴场之间必经的一条公路上练骑马，突然过来一辆汽车，马惊了，它顺着公路向通往海边的大路奔跑去，吓得我不知所措，紧紧地抱着马脖子，胡乱地拉马缰绳，平时训练时学的那几手不知忘到那儿去了。就在我欲走不能，欲跳不敢的紧要关头，马居然停下来。从此，我对懂事的军马产生了特殊的感情。我认为它救了我一命。练骑马不是件轻松的事，几天下来我浑身酸疼。特别是大腿内侧几乎都磨破了，一沾海水杀得钻心的疼。有一天我本应陪主席去游泳，我谎称肚子疼，不下水了。

　　“我看你不是肚子疼，是大腿的肚子疼罢？”

　　“你怎么知道。”

　　主席笑了。

　　“你要想尝尝拚命是什么味道，就应该下去。”

　　我不甘示弱，咬着牙下了水。海水杀着我的大腿像火烧一样疼。

　　从海边回到住地，下了汽车主席兴致勃勃地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你不用练骑马了。”主席一边走一边对我说。

　　“你又有什么好办法了？”我期待他教我点诀窍。

　　“我们每天出发时，你比大家早动身，让汪东兴给你找四条猪，在猪身上搭个平板，你坐上，把药箱也一齐放到上面，到了目的地我们还能吃到猪肉哩。”说完他笑了。

　　可是我当时赌气地说：“我不干。为什么我不如你们。我才不坐那个猪车呢，好像就是我显得那么不行。我还要骑马去。”说完这句话我一想，这不就是主席的“激将法”吗。他总有办法说服身边的人，让大家一心一意跟他干。

　　“这么说你还是想练的，那好，就继续练吧。你不会骑马就去不成黄河，长了这么大，连黄河都没有亲眼看过，你会后悔的。你要知道黄河在战争年代是有功之臣，现在搞建设，不让它做贡献，它会不高兴哩。我了解黄河，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我们工作人员接着练骑马。我还真下了苦功夫。一切都准备好了，甚至连出发日期都定了，结果由于“北部湾事件”，黄河行的计划又不得不取消。这次我才真正地体会并理解了主席对去不成黄河的遗憾心情。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了遗憾。

　　后来主席总是说：“以后我还是要去的。”

　　65年高智到北京看主席，汇报了他沿途了解的一切情况。主席听后又是兴奋得好几天睡不好觉。他还是要去。他对我说：“那次没去成，太可惜了，一切都准备好。看来，一个人要办成一件事并不容易。”

　　72年主席大病初愈。也就是71年底他得了重症肺炎，心脏也不好。为了在短时间内尽快地让主席身体恢复健康，而准备在72年2月如期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们医疗组进行了大力的抢救治疗工作。最后病情终于好转，顺利地接见了尼克松总统。主席在患病期间，为恢复中美关系及开展一系列的外交往来，做出了大量重要的决策，从而使两国敌对状态得以缓解。就在他病愈以后，他风趣地对我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列宁那儿走了一趟，他俩说：你那个国家的钢、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就不用这么早来啦，你先回去吧。所以我又回来了。看来，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马克思和列宁，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真难过，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还是那样无所畏惧，不顾自己的身体，执着地追求一个他日夜思念的要为中国人民造福的美好目标，我顿时控制不住地流出了热泪。

　　他说：“你这个人呀，马克思和列宁都叫我回来了，我不是挺好吗？”

　　“是呀，你的真诚感动了他们，也感动了我。去，只要有机会，有可能，我们一定要跟你一起再去黄河，怎么样？”

　　“去就去。”他一拍大腿，毫不服输地说。

　　74年底我病倒了。大概是多年来精神高度紧张和连续的超量工作，疲劳成疾，我病得实在难以再支撑了。主席亲切地叮嘱我，“先回去好好看病，养养身体。”从那时起，我就离开了主席，离开了我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日夜守候的地方。住在医院里，虽然人是在接受检查治疗，但我的心也像主席一样仍然想着去黄河的事，好像觉得这件事没能做到，没能满足老人家的心愿，在我心中总是块心病。

　　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强烈地震之后，我随305医院的工作人员和病人一起住进了医院大楼旁边临时搭起的地震棚里。工作人员住的地震棚只有顶棚和铺板，四面通风，就搭在唯一的一条通道旁。医院的人出出进进都必须从这里通过。我每天除了服用大剂量的心脏病药物外，就是坐在棚子里，面朝着这条通道的方向，等待我盼望看到的东西。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准有一辆中型吉普车满载着沉甸甸的东西，上面盖了一层草绿色的军用雨布，从这条路上开过。看到这辆车从我眼前开过，我的心才稍觉平静下来。车上尽管伪装得看不出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但我对它们太熟悉啦。雨布下面放的是一个个蓝色的氧气钢瓶，每天都必须以空瓶来医院换走充满氧气的新瓶。我每天只有在这时才能看到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东西，心里热乎乎的。虽然吉普车只是来去急速地驶过，我也能从中了解到主席的病情变化。曾使我最最痛苦的是眼看着取走的氧气瓶逐渐地增多，而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医院的次数越来越少，我知道这不是好兆头。我默默地看着战士们搬动氧气瓶，每次我都想去打听主席的情况，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因为我们互相都懂得要遵守保密规定。没有主席的消息，我心里很是惦念他老人家。他以往跟我说的许多的话时时撞击着我的心头。主席苦恋了大半辈子的黄河，难道他真的再也不能亲身实地的去看看了吗。我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于是，我写下了这样四句，虽算不得七绝的诗句，但确实心有所思，情有所感，借以表达积聚我心中的深深的情思。我且叫它

　　《黄河之恋》

　　“远离非易近易难，

　　十年频梦九交谈。

　　狂涛飞虹神游遍，

　　纵到黄河心不甘。”

　　三、毛泽东的生死观

　　毛主席生前多次谈到自己的死，不仅跟我谈，在不同年代，不同场合也跟其他人谈。比如，1961年他老人家畅游长江之后就曾跟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谈到自己的死，谈到接班人问题。64年他在军队干部会议上也谈到死，他说“原子弹下来，就一条路见马克思。人年纪大了也会死。人如果负担太重，死是很好的解脱办法。”73年他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时说：“我活不到革命结束了，我已经跟上帝打过招呼了。”76年他病重，尼克松的女儿来看他，他又一次说：“一个人负担太重，死是解脱。”

　　毛主席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自己的死，为什么？这个问题应由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去回答。我想要说的是1963年罗荣桓同志逝世后，主席跟我长谈了一次他的生死观。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同志逝世。毛主席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从那以后，他一直很少讲话，几天睡不好也吃不香，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就在这时他写了一首诗“吊罗荣桓同志”。

　　有一天，他睡不着觉跟我聊天。回想往事，谈起他母亲。

　　“我喜欢母亲。她是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待人诚恳。”他靠在床上对我说，不停地吸烟。我坐在他床脚下听着。“尽管她不懂搞群众关系，可她为人很好，受人尊敬。她死的时候，来了好多人为她送殡，排着长长的队，跟我父亲死的时候不一样。父亲对人苛刻。我总忘不了这件事。”

　　“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你不是不在吗？”

　　“我不在就不能听别人说？”

　　“你对你母亲怎么个好法？”我好奇地问。

　　主席摇了摇头说：“我作为儿子不够格呀。生不能尽忠，死不能尽孝。我就是这样的人。”

　　“这也怪不得你。你那么早就投身革命，寻找真理，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也算是孝敬母亲的。”我宽慰他说。

　　“你对你母亲好吗？”他问我。

　　“好。”我说，“我母亲死得早，她是病死的。那时我还不太懂事，大概只有八岁吧。不过，我记得她死时人们把她从床上搬到地上，地上有一张席子。人们用白被单把她从头到脚盖起来。我当时特地把母亲给我做的红小褂穿上了，跪下，大把大把地给她烧纸钱。我想让她看见我漂亮，我在给她送钱。大人是这么说的，我也就这么信了。烧完纸，我都起不来了。其他的我都不记得了。我当时小，长大以后我有了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我想告诉你。我认为我们的政策应该改。”

　　“要改什么？”

　　“我是主张要对一个人真好，就在他活着时好好对待他。他死后一旦怀念他时，也没有遗憾。如果生前对人不够好，等他死了又办酒席又戴孝，这一套对死者并没好处，那只是为了给活着的人看。你觉得对不对!”

　　“在革命队伍里必要的追悼会还是要开的。这也是为了寄托哀思。这不像老百姓那样办红白喜事，那么热闹。不过你的问题我可以考虑一下。”

　　“主席，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想法不对？”

　　“我还要想想。作为政策，还要考虑。”主席继续抽烟，沉思了一会儿，他突然说：“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

　　“你别开玩笑了，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怎么会不在你身边呢？我要做好防病工作，你得了小病我会及时给你治疗护理，不让你得大病。”

　　“不，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主席坚定地说，“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在我跟前了吧。我要给你一个完美的印象，不让你看见我的痛苦。”

　　“咱们别老说死的事吧。”我说。

　　主席固执地说：“我这个人就这么怪，别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来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我还是没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错误，有前进也有后退。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到了秋天等等。你都不研究这些呀？”

　　我说：“我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窄，不像主席说的这么广泛。确切地说，我们更多的研究人的生、老、病、死。在医学方面有的还落后于其他学科。虽然生、老、病、死只有四个字，可是在这个范畴内还有许许多多微妙复杂、无穷无尽的问题。比如，如何提高优生率。怎样防老，减缓衰老过程。对疑难、不治之症怎样找出一个预防治疗措施。如何降低死亡率。这些问题都需要继续研究，有待解决。”

　　听完我的话，主席笑了。他掐灭烟头说：

　　“讲的不错嘛。你承认生、老、病、死是生命在不同时期的表现。那好，按这个科学规律，我和罗荣桓同志一样也会死的，而且死了要火化，你信不信？”

　　对这么突然的提问我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我吓呆了，好久没说话。

　　“你怎么了？”主席问。

　　“主席，咱们不要谈这个问题，换个话题吧。”

　　主席认真起来，用肯定的语气说：“你不要回避问题喽。话题不能换，而且我还要对你把这个问题讲透。给你一点儿思想准备的时间。我书架上有本《形式逻辑学》，你拿去读，明天我们再接着谈。”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从他的书架上找到《形式逻辑学》回到休息室就看起来，以应付“考试”。主席说话从来是算数的，你休想打马虎眼。

　　第二天，我陪主席吃过第一顿饭以后已是下午，我们离开饭桌，坐在沙发上，他就问我：

　　“你的书看得怎么样，我们接着昨天的谈。”

　　我说，“这本书的页数不算多，我都看完了，我觉得自己得了消化不良症，有的问题似懂非懂。”

　　“形式逻辑讲的是什么？”他像个严格的老师似的问。

　　我把准备好的几段有关形式逻辑的定义背给他听。他听完以后说：“那你就根据概念、判断、推理举个例子，考考你学过的东西会不会用。”

　　我没想到他会提这样的问题，想了一下说：“所有的金属都是导电体，铜是金属，所以铜是能导电的。”

　　主席点点头。“讲得不错，你再联系我们昨天谈的问题举个例子。”

　　我想，我从来没把毛主席与死联系起来想过，我的工作是保证他健康、长寿。另外，从感情上讲，我根本不愿他死，中国太需要他了。我无法在这个问题上运用残酷的“形式逻辑”，所以我直率地说：

　　“昨天谈的事我举不出例子。”

　　主席看着我为难的样子说：“那好，让我替你举个例子吧。”他有些得意地掰着手指说，“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个概念。根据概念，然后你作出判断：毛泽东是人，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判断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主席接着说：“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种。两年前在武汉见蒙哥马利时我也对他讲过。第一，有人开枪把我打死。第二，外出乘火车翻车、撞车难免。第三，我每年都游泳，可能会被水淹死。第四，就是让小小的细菌把我钻死。可不能轻视这些眼睛看不见的小东西。第五，飞机掉下来摔死。”他笑着说：“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七十三、八十四，闫王不请自己去啰。”说完，他开心地大笑起来。

　　我听了这些话，觉得心里很沉重，一点儿也笑不起来。我说：“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你这个人呀，还有点儿迷信呢。”他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是个搞自然科学的，应该懂得自然规律的严肃性。”他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

　　“讲什么？”我茫然地问。

　　“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停了一会儿，他认真地对我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不能，万万不能。”我连连摇头说，“平时我一切都听你的，这件事不能听，我也不干!”

　　主席不再笑了，脸上显出不高兴的神情。他说：“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离我又这么近，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

　　“你还订了什么协议，跟谁订的？”我惊奇地问。

　　“和中央的同志们，在怀仁堂签的名，不信你去查。照此办理大有好处，留下我的遗体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啊。”

　　事后我才知道的确有这么一份倡议书。全文是这样的。

　　“倡议实行火葬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人死以后，应当给以妥善安置，并且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悼念，寄托哀思，这是人之常情。我国历史上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种安葬死者的办法。其中主要的办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广。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死者的纪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认，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普遍实行。因此，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为着火葬的方便，除了北京、上海、汉口、长沙等地方已有火葬场外，我们建议，国家还可以在某些大中城市和其他适当地方，增建一些近代化的火葬场。

　　我们认为安葬死者的办法，应当尊重人们的自愿。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方法，必须是逐步的；必须完全按照自愿的原则，不要有任何的勉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有土葬的长期习惯，在人们还愿意继续实行土葬的时候，国家是不能加以干涉的；对于现存的坟墓，也是不能粗暴处理的。对于先烈的坟墓以及已经成为历史纪念的古墓都应当注意保护。对于有主的普通坟墓，在需要迁移的时候，应当得到家属的同意。

　　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

　　第一个签名的是毛泽东。日期是1956年4月27日。签名的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及党内外同志136人。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当时出于种种需要，在第二年建成了毛主席纪念堂。按说这种做法是不符合他本人意愿的，对这件事到底应该怎样看呢？我认为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8月21日和23日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得非常好。

　　邓小平同志说：粉粹“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粹“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邓小平同志说：“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如今，毛主席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他的“生死观”作为他思想的一部分也应成为他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在这份遗产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的博大胸怀和无所畏惧的精神。

　　他曾经说过，他不要我看见他死时的痛苦样子。76年他逝世时，我已经离开他一年多了，虽然在他逝世前一年我还常去看他，并跟他共同度过了他最后一个春节，但他的确没让我看见他与世辞别时的样子。正像他所说的，他要留给我一个完美的印象。的确，毛主席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杰出的伟人，慈祥的老人，让人敬爱的师长，父辈。他超人的智慧，忘我的工作热情，幽默的话语，和蔼可亲的待人，美好善良的形象永远留在我心中。

　　他生前和死后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晚年时同衰老、重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76年9月9日他终于得到了解脱。他和我谈过的“生死观”的观点我早已接受。每逢他生日，也包括他的祭日，我都穿着鲜艳的花衣服或红衣服，怀念他，让他看到，我是在履行诺言。如今人们更多的接受了辩证法的思想，他一定会含笑九泉。

　　毛泽东同志，你在广大人们心中一直深深留着美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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