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达志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在济南受审。在最后陈述中，他说：“历史将证明我这是最大的冤案。”对此，“公诉人极其愤怒，他们表示：王怀忠今天的认罪态度极为恶劣，‘应该从重处理’”。（12月11日《合肥晚报》）

　　王怀忠有没有最后陈述的权利？当然有。他在最后陈述中有没有讲自己心里最想说之话的权利？当然有。那么，王怀忠在最后陈述中说什么“最大冤案”云云，那就是合法的，理应受到必要的尊重———因为尊重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检察官作为国家法制领域的“形象代表”之一，是不应该对王怀忠此举表达异议的———毕竟他不是以一个公民的个人身份出庭，他是国家的公诉人。至于“极其愤怒”地指称被告“认罪态度极为恶劣”，进而要求法庭“从重处理”，我以为就更是谬之千里了。

　　这看似小事一桩，实则事关公民权利的维护这个大原则，所以我不认为它小。王怀忠在被终审判决有罪之前，理论上说还是一个无罪公民，至多是个犯罪嫌疑人。他在法庭上对自己做的任何辩护都是理所当然的，“认罪态度”又从何说起？再说，我国在刑事侦查和诉讼政策中，早已明确放弃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做法，公诉人再以所谓“态度恶劣”为由，要求法庭对按合法程序进行最后陈述的被告人“从重处理”，就更令人失望了。

　　我是一个公民。从个人的良知和感情上说，我相信王怀忠绝对是一个罪不可赦的腐败分子。但以神圣的法制的名义，我仍然要对公诉人的上述行为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