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明12月11日《江南时报》消息，贵州省松桃自治县某乡13岁的小丽（化名）被一个退休后开杂货店的周公公蹂躏达七年之久，怀孕数次。由于周死不承认，小丽要打赢这场官司，一定要保留证据，等到四个月后给胎儿做亲子鉴定。按照法医的说法，不采取这种下下策，似乎就没办法告倒色狼，也保护不了小丽的合法权益，因为这个周公公“死活不承认”。

　　在一个重视证据才能判决的时代，这其中确实包含着法医的某种无奈。然而，采取这种办法惩治色狼，其实是法律的悲哀，因为我们的法律眼睁睁看着受害者继续受害，只是等她们受够了罪之后，才肯慢吞吞支撑起法律这个保护伞。问题是，等到那个时候，这个“保护伞”的作用究竟何在？退一步讲，倘若在亲子鉴定技术未被广泛使用之前、甚至未出现以前，遇到这种事情，司法部门是不是就没办法保护未成年女性的权益？

　　在我看来，随着科技的进步，用亲子鉴定这项技术作为惩治色狼的重型武器，固然有巨大的说服力。不过，再先进的技术也有其落后的地方（否则，技术的进步就无从谈起）。如果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过分看重某项技术，由此带来的负面作用也显而易见，甚至会包庇罪犯。

　　含辱保胎，是对幼女受害人的最大不公。而这种不公，不过是人为规定造成的。在相关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中，虽然提及了不少保护的要求，可是，真正详细的、有实用价值的保护措施，委实不多。色狼的孽都造了出来，为什么还难以及时得到惩处，这才是最值得反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