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理由本报11月29日刊登了新闻调查《探问一个养猪村的生态困境》，关注和解剖了福清音西镇东南村因养猪而致富，又因养猪而陷入生态困境的整个过程。调查过程中，记者了解到东南村的生态污染困境，仅仅只是福州“养猪群落现象”的一个缩影。

　　人们原来并不在意的“猪粪污染”，开始变本加厉地“报复”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据了解，福州目前每天所饲养生猪的排污量，相当于1400万人口（全省人口的2／5，福州市人口的2．4倍）每天所排粪便中所含的ＢＯＤ（生物耗氧量）值！水污染的最大祸首，直指畜牧业的污水！福州仅因养猪业流入大自然的砷就在42吨，重金属铜在126吨到210吨之间。这些重金属正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

　　贡献:养猪年产值达21亿元

　　12月8日，福州北二环某超市，家住国棉社区51岁的张姨正翻捡着柜台上那堆猪大骨。“老了，每周买两次猪骨煲汤，好补钙。”张姨乐呵呵地告诉记者。时光倒回20年前，张姨住的新店公社还是农村，“那时，吃一回猪肉可真不容易，感觉像过年。猪骨头？谁吃呀！”在那个时代，像张姨这样的普通居民，吃猪肉是要凭肉票的，每人每月只有0．5公斤猪肉的定额。

　　“哪里像现在，什么时候想吃猪肉，超市都能买得到，猪肉便宜了，猪骨、猪肚反而贵起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福州市农业局畜牧处处长陈桂春对此深有感触。

　　这种变化源于福州养猪业的大发展。“上世纪80年代初，整个福州地区年生猪出栏才几十万头，根本满足不了城市居民的消费。福州一度大量从浙江地区运进活猪，弥补缺口的部分，而且在那时，冻猪肉在市民餐桌上占了很大比重。”陈告诉记者。现在，福州年出栏生猪282．9万头（2002年官方统计数字），不仅满足了福州城市和农村市场，每年还供应泉州、广州、汕头等地几十万头生猪。

　　这得益于福州市政府于1984年起实施的“菜篮子”工程。随着政府资金和政策对“菜篮子”工程的倾斜，政府倡导的商品化、集约化、规模化的养殖方式深入人心，许多农户在城市周边，或乡镇、村庄周边靠近水源的地区，利用自家耕地，建起了一个个小规模的养猪场。从二三十头开始，规模慢慢扩大，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上千头上万头的养猪场已纷纷在各地涌现。

　　陈桂春为记者算了一笔生猪养殖的“经济”账：“2002年，福州市畜牧业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20％，福清更高，占30％。在去年福州畜牧业总产值42亿元中，按照出栏280万头生猪，每头生猪市场平均价格750元计算，生猪养殖业就为福州贡献了21亿元，今年生猪价格可能达到历年来的最高点，每头生猪市场平均价格可卖到900多元，福州生猪养殖业对于经济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起步无序的养猪业，一方面固然造福了千家万户，另一方面也为今天环境的严重污染埋下了“伏笔”。

　　污染:是280万头猪的粪便

　　福州生猪养殖污染究竟有多严重？福建农林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延教授，是专门从事畜禽粪便对环境造成污染项目研究的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根据他的估算，年出栏1万头生猪的养猪场，在6个月的出栏期内，每天排污量相当于5万人的粪便的ＢＯＤ（生物耗氧量）值，这还是保守的估计！按照李延教授给出的比例，福州地区年出栏280万头生猪，在6个月的出栏期内，每天的排污量相当于1400万人所排粪便中所含的ＢＯＤ（生物耗氧量）值！据悉，如此大量生猪粪便，大多未经处理排入水体，直接导致水生物、藻类大量繁殖，鱼虾死亡；渗入农田，导致土壤变质，作物被“烧死”，地下水受到污染。

　　另外，猪舍还散发出大量恶臭，臭气的主要成分为硫化氢、氨气、酚、吲哚类、甲烷和硫酸类等。这些臭气不但严重污染了空气，影响生猪的生长发育，而且还危害人类健康。同时，大量积聚的粪便又是滋生蚊蝇、细菌繁殖和传播疾病的传染源，使一些“人畜共患疾病”在人类与猪之间互相传染。

　　李延教授还认为，生猪养殖带来“重金属污染”。根据他的估算，年出栏1万头的猪场，一年排出的粪便中，砷的含量为150公斤，铜的含量在450公斤到750公斤之间。福州地区每年仅因养猪业流入自然的砷就在42吨，重金属铜在126吨到210吨之间。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养猪场就建在人口比较集中、水系较发达的地区，以及城镇郊区。在闽侯县荆溪镇，晋安区新店镇，仓山区建新镇、盖山镇、城门镇，马尾区魁岐洲一带，还有90多家养殖场（点）没有限期搬迁或完成政府有关污染治理的要求，而在西区水厂水源上游及市区内河上游生猪存栏数尚有约4万头。在福清，除了东南村养猪造成区域内污染外，闽侯的一个村庄，大约存栏1万多头生猪，对下游仅有6公里之遥的福清水源地造成严重威胁。

　　养猪:走上由乱到治之路

　　在采访中，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认为，福州市养猪业正走在由乱到治，由无序发展到综合治理的路上。

　　目前，福州市政府对于养猪场实行“抓大放小”的方针，福州市贸发局管理的省、市生猪养殖基地共23个，年出栏生猪45万头以上。“我们对这些基地全部要求搞污水处理设施，主要是沼气池。”福州市贸发局副食品处叶炳坤处长告诉记者。但他也承认，“有的搞得不错，有的会差一些。”

　　“福州有30多个大型养猪场基本达标排放，但是，我们最头痛的是中小养猪场。”陈桂春说。环保投资动辄都在四五十万、上百万元，由于受规模、资金限制，中小养猪场均无力或不舍得建设环保设施，因点多面广，政府无力对其补贴治污。

　　对于污染大户，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第一步已经迈出了。福州市政府在2002年12月5日下发的一份文件中指出，从2002年到2005年，福州市将在福州市城区以及闽侯甘蔗、荆溪、上街镇镇区范围内，取缔一批养猪场，对一些养猪场限期搬迁、限期完成污染治理，以期达到“改善市区环境卫生，确保闽江水源保护区水质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标准》3类标准”的目标。

　　福州市环保局的一位官员对治理工作表示了“谨慎的乐观”，截至6月25日，鼓楼区五凤街道养猪场、晋安区森林公园附近的瘦肉型养猪场，仓山区浦上一带的养猪场已完成取缔搬迁，建新镇公浦河、城门镇林浦洲已拆除养猪场14家，剩余的工作还在进行中。

　　“今年，我省有关部门正在起草《福建省畜牧业条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据介绍，该条例主要涉及环境污染治理、动物防疫、食品卫生三方面主要内容。“目前，争议较大的是市场准入问题，一些观点认为，要在条例中规定，对设立养猪场需要有布局、规模、环保方面的强制性要求，要取得主管部门的生产许可证后，才能从事养猪行业，否则为非法；而一些对立观点认为，加入ＷＴＯ后，要减少政府的审批环节，应避开设立所谓的生产许可证。这两种观点几经交锋，现在可能是前者占了上风。”

　　记者就此问题征询福建省法制办的秘书处及法规处，有关负责人委婉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除了要实行市场准入，对已造成污染的小养猪场实行限期整改、搬迁，逾期不改、不搬的强行关闭外，陈桂春认为，根据他的个人观点，目前政府扶持大的养猪场的政策，就是希望壮大养猪场的规模和实力，满足市场需求，然后，利用市场这只手，逐步将小的养猪场淘汰出局，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猪粪:放错地方的宝

　　“畜禽废弃物是放错地方的宝贝”。李延教授用“宝贝”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猪粪便。他认为，控制污染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为养猪业的猪粪便找到一个去处，“重新发现它们的价值”，他目前正致力于将畜禽废弃物转化为有机肥的课题的研究。

　　他认为，传统养殖业与种植业紧密结合，而且是分散的，畜禽的排泄物最终都会送到田里，作为有机肥使用，这时基本不存在污染问题。但近年城市周边迅猛发展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打破了这种平衡。由于城市周边没有足够的耕地来消化如此大量的畜禽粪，使种植和养殖严重脱离。畜禽废弃物没有了出路，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可以依托养猪场，建设有机肥厂，变废为宝，既解决了污染问题，又可以发展生态农业，改善光用化肥带来的污染问题。”李延教授表示。但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像解决城市垃圾处理一样，给予有机肥厂一定的财政补贴。由有机肥厂收购周边畜禽养殖场的废弃物，将其制成有机肥出售，作为有机肥厂周边农村地区肥料的来源，这样，既有效削减了全市养猪污染负荷，也使广大养猪户尝到了治污达标的“甜头”。

　　张鼎萍，福州市环保局宣教处处长，他和李延持同样“变废为宝”的观点。他认为，治理污染的出路在于建设以“猪—沼—果（林）”为生态链的沼气农业模式。

　　“（养猪场）一定要上规模，不上规模一定无法办到。”针对类似东南村建成沼气池后又逐渐废弃的情况，张处长再三强调说。

　　在政府的大力宣传和倡导下，已经有一部分养猪场的老板认识到治污的重要性。“这（治污）关系到今后能不能在这一行业生存下去。”郑祥武，闽侯南屿建华鱼畜综合场的老板告诉记者。

　　郑祥武的猪场年出栏生猪在2．62万头，今年6月份，他投入100多万元，其中，政府补助30万元，建立了一个1000立方米的沼气池。现在，他利用沼气点灯，给工人洗澡、煮饭，给母猪栏保温。

　　“我养了二十几年猪，还想干一辈子，不想因为环保问题被政府喊停；而且先行一步，将‘宝贝’捡起来，可以抢占市场竞争的先机。”郑祥武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 江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