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获联合国人权奖

　　2003年12月12日，今日的东方之子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以下是《东方之子》的全部节目内容邓朴方：

　　1944年生于山西省左权县

　　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

　　1983年创办中国残疾人事业

　　1988年起连续四届

　　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

　　2003年获联合国人权奖

　　(解说)：

　　20年前，他创建了中国残疾人事业。今天，他获得第七届联合国人权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这一荣誉，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事业的肯定。

　　邓朴方：不能说残疾人的状况，是令人满意的，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有很多进步，这种进步是令人满意的，这个奖进一步的承认了我们这种成就。

　　(解说)：

　　第58届联合国大会，12月10日在纽约总部举行隆重仪式，向全球5个在人权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及组织，颁发“联合国人权奖”。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位列其中，这是当天颁奖的场面。

　　记者：我们首先祝贺您，这次获得联合国的人权奖，也感谢接受我们的采访。

　　邓朴方：谢谢你们。

　　记者：您是中国人第一个获得这个奖，对于多年在残疾人事业当中奔走的您来说，您觉得这是一个安慰吗？

　　邓朴方：我觉得是一种承认，也就是国际社会承认了，我们中国残疾人事业近年来的一些发展，不是说得到这次奖，就能得到承认了，其实我们早已经得到很多的承认了。但是这个奖进一步的承认了我们这种成就。

　　记者：我们也看到您从1988年开始，就不断地获得国际的一些奖，联合国的一些奖，那这次的人权奖，您觉得有它的特殊含义吗？

　　邓朴方：我以前得到很多奖，都是一些残疾人组织的，以前也得过联合国的奖，也是有关残疾人事务的，基本上偏重于残疾人业务，那么这个奖作为人权奖，这个奖是发给一个残疾人，以前还没有。那么就是说，是不是说明我们联合国，或者是人权的维护的这种体系，许许多多的这方面，更加开始关注残疾人这个领域？人权有各个领域了，政治、经济、文化，什么种族了，什么性别等等。是不是现在大家更加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残疾人领域的人权问题？

　　记者：您是跳出来看自己获奖这件事情，就是说，它其实也是残疾人被主流视野关注的一个指标？

　　邓朴方：是这样，是这样。是国际社会开始关注。

　　记者：我们能不能从这个奖来判断说，现在中国残疾人的状况，就是令人满意的？

　　邓朴方：不，完全不能。任何时候都不能说，残疾人的状况令人满意，而是令人很不满意。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有很多进步，这种进步是令人满意的。但真正讲，绝对残疾人的状况，还有那么多残疾人，吃不上饭呢，住不上房子，衣服穿不上的，这样的残疾人现在大概还有600万，多大的数字啊。我们没有做的事情，比起做到的事情，那差得太多了。

　　(解说)：

　　北京城南的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现在这里有500多名残疾人接受良好的住院治疗，这里是邓朴方残疾人事业的一个起点，他因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致残，在自己的治疗过程中，邓朴方切身体会到残疾人的痛苦，从而萌发了要为全国的残疾人做点事情的愿望。

　　记者：我们知道，您最早投身残疾人事业，是从给残疾人建一个康复中心这样一个设想开始的，最开始的时候，您怎么想到要为残疾人来做一点事情。

　　邓朴方：因为我是残疾人呢，我在住院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老教授，他就认为像我们这样的截瘫的人，瘫痪的人，应当有一个康复的过程。像一次大战，像我们这样的人基本上都死光了，很快就死光了。二次大战以后，采取了现代的康复医学手段，那么这些人大部分都活下来了，全国这么多人，特别现代康复医学体系，当时没有进入到中国来，所以我就想把它拿进来，就建立了康复中心。

　　记者：那后来又是什么让您觉得，一家或者几家康复中心，并不能完全满足真正的需要，应该有一个更全面、更系统化的一个组织来为残疾人服务？

　　邓朴方：不是要建康复中心嘛，要筹点钱了，国家钱不够了，那么就建立一个基金会，建立了基金会就不得了了，基金会一建立起来，好多人都来了，不能就业的，缺乏康复的，很多残疾人都跑到这里，来找我们，这个很惨。后来我们就没办法，只好一步一步做，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最后我们又和盲人、聋哑人协会合并，然后就成立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记者：残疾人的需求这么大，而您刚才也讲，是一种被动的，被需求才开始做，那当时觉得，能满足他们的这种需要吗？

　　邓朴方：没觉得能满足，当时只是觉得是做一点是一点。

　　(解说)：做一点是一点，用了20年的时间，从建立康复研究中心，到残疾人基金会，发展成残疾人联合会，邓朴方在帮助残疾人治疗、就业、接受良好教育的同时，也在极力改变人们对残疾人的认识。他认为，残疾人最重要的问题，是人道思想的普及，要把平等、参与、共享的思想认知推广到社会中去。

　　记者：您曾经说过：“非人道的混乱，给您一个残缺的躯体，您却要用它来建立一个人道主义的秩序，来建立这种人道主义的思想”，是您做一切事情的一个最终的目标吗？

　　邓朴方：这句话可能不一定是，我不记得完全是我自己说的，也可能是别人说的吧。但是我承认这句话。很难说是最终的追求，但是肯定是追求，我作为在中国推行人道主义，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个目标。但是作为完整的，一个人道主义思想体系，怎么能够尊重人，承认人的价值，承认他的尊严，使他更有尊严，并且能够使他，能够得到全面发展等等，这一套理论体系，对它们并不是很了解，也很陌生，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这一课一定要把它补起来，所以我就拼命地推人道主义吧。

　　记者：怎么叫拼命地推人道主义呢？我们知道，你做一件具体事情容易，但要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却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邓朴方：这个事情，也是一步步做起来的，比如说我们80年代初，一开始就提出残疾人也是人，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说，你残疾人是一个人，而不是眼前的一个瘸子、一个瞎子、一个聋子，他是一个人，要尊重他的人格，尊重他的价值，要有他的尊严，甚至承认他的贡献。所以现在老百姓，有的我听他们说，我也挺高兴的。偶尔听到开出租车的汽车司机说，这些残疾人也挺可怜的，也该关心关心他们了，你看，这就是很从内心里的一句话，内心里发出的一种话。

　　记者：我想请您具体地告诉我们，健全人该怎样看待残疾人，残疾人应该怎样看待自己？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具体的，对人道主义的一个解释。

　　邓朴方：我想健全人看见残疾人，当然第一个层次：同情。同情应当说，应当是善良的人都有的，但是这还不是最难采取的、最可取的，应当是尊重残疾人，你尊重他，或者是你能够帮助他；当然还有一种就是，不把他当作一个残疾人来看，这也许又是一种形式，很多残疾人更喜欢这种形式，你不要把我当残疾人，因为我跟你是完全一样的。

　　(解说)：12月3号，国际残疾人日，残疾人权益保障国际立法与实践图书首发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一天也公布了邓朴方获得联合国人权奖的消息，一项世界性的人权奖，授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残疾人权益保障事业的肯定，这是邓朴方努力所达到的，相信也是父亲邓小平希望看到的。

　　记者：我们中国人喜欢说“虎父无犬子”。那您觉得您的父亲，是您的一个动力吗？

　　邓朴方：他是很了不起的，我们没法比、不可比。

　　记者：但他会是您的一个动力吗？

　　邓朴方：那当然，这又是一个层次的问题了。

　　记者：您不大愿意谈？

　　邓朴方：不是不大愿意谈。就是说，自然他的影响力是刻在我心里了，就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可谈的。

　　记者：那您觉得身上什么样的优点，是从父亲身上继承来的？

　　邓朴方：我没总结过这个，没总结过这个，让别人去总结吧。

　　记者：您是连续四任中国残联主席，一度有人用轰轰烈烈来形容中国残联事业的发展，您觉得，您的特殊身份帮了您吗？

　　邓朴方：这个我要向很多残疾人来检讨，因为我做残疾人事务，当然是我父亲作为背景来说，作为他，我也知道，他是愿意我做这个事情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请他为残疾人，专门说过什么话；也没有请他为残疾人题过什么词，这也许是自己的一种想法吧。觉得要干事业，要我自己来干，不要靠人来干，不要靠自己父亲来干。那么当然，我有很多机会，可以见到一些我想见到的人，那么这是非常好的机会，我不能见到这些领导人，我就没法向他们来解释，残疾人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我们需要做什么。现在我也正好有了这样的机会，那么把这个机会利用上，就可以使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过程，能够减少一些困难，或者稍微顺利一点。

　　记者：您并不回避这个问题，还愿意利用这个资源，再为残疾人事业做事情？

　　邓朴方：不过，我觉得有时候，说我不要这个、不要那个，有点做秀的感觉，我不喜欢这样。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记者：有人说残疾人事业能够得以发展，是沾了您的光了。您觉得这样说，客观吗？

　　邓朴方：首先说，一个人在一个事业上的作用，都不是绝对的，你遇到一个时代了，这时代允许你做这个事情，恰恰你又有机会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最大的背景就是改革开放，我这完全是真心的，我一直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地球离了谁都转，但中国要没有改革开放，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呢。

　　记者：但是您在这个岗位上，这么长的时间做了这些工作，如果有一天您离开这个岗位，您能够放心吗？

　　邓朴方：这我觉得，我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了，我们建立残疾人的这种体系里面，我们有思想理论体系、法律法规体系、工作体系，包括刚才的组织体系。所以说，残疾人工作的这套体系呢，我们实际上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所以说，造成一个残疾人事业发展不可逆转的这样一个趋势。十几年来，我一直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的。

　　(解说)：

　　10年来，中国残联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一个组织较为完善、机制基本健全、运行良好的残疾人工作体系基本建立，专职工作人员近10万，各地残疾人联合会已经从市县，甚至到街道乡镇都成立了组织，从单一的收养救济型，发展为以平等、参与、共享为目标的综合性社会事业。残疾人由受助者成为参与者，生活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外界认为，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与邓朴方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记者：我们最多的，还是从电视新闻的画面当中，看到您在这个地方出访，那个地方跟残疾人座谈，感觉到您好像气色都很好，声音洪亮，好像除了坐轮椅之外，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

　　邓朴方：我恐怕健康说不上了，只要这个身体状况不是说不下降，身体不大幅度、快速下降，就可以了，我就满意了。

　　记者：很多关心您的人，很想了解您现在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邓朴方：也正常吧，不能动嘛。

　　记者：我们听到您的工作人员说，您每次出访回来都会病一场，您的身体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吗？

　　邓朴方：那也不是非得病一场，就小心一点，有时候一疲劳啊，也许就会有感染，

　　抵抗力下降就会有感染，所以我特别小心，现在我也比较小心。

　　记者：其实像您这样的身体，能够自己很好的生活，大家就已经很满足了，而你要干一番事业，其实是很困难的。为什么要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呢？

　　邓朴方：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像我们那个时候的教育，就是人们培养了你、教育了你，你就应该做出贡献，这个很自然，好像，好像不做这个，我觉得不是个问题似的。

　　记者：但是从您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时代或者社会亏欠了您？

　　邓朴方：那倒不是，不能说时代亏欠，也不能说是祖国亏欠，任何一个社会，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经历。这种经历可能是很不相同的，有人可能一生比较顺利，有的人一生比较坎坷。我觉得，无论顺利也好、坎坷也好，都是一种常态。

　　记者：这种坎坷是常态吗？

　　邓朴方：应当说社会上的人，有坎坷是一种常态，并不是一种非常态。总会有人，有很多很多的坎坷的，恰恰这个人就是我的话，那我们也就是要面对这个现实了。

　　记者：在来之前，您的工作人员嘱咐我们，不要谈文革那一段，我们也无意去谈它，

　　我们只是关心，您不愿意谈它，是依然觉得是一个伤痛？还是说这个伤痛已经平复了？

　　邓朴方：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不要怕它，会过去的，没必要用这个来说明这个、说明那个，不靠这个，要靠更多的，看看我们要做什么。

　　(解说)：

　　邓朴方愿意给别人健康阳光的一面，他不愿意谈论自己的身体状况，其实他的血液循环、肾功能和肝肺功能等状况极差。这是他的办公室，沙发和办公桌都是他针对自己身体状况自己设计的。

　　记者：我们知道，您是因为自己命运的转折，现在残疾人的事业，就是您的事业，我们假设如果没有，当初的这种遭遇的话，您现在可能会在做什么呢？

　　邓朴方：也许是在哪个研究所，啃书本吧。

　　记者：您在上北大的时候，对自己将来人生的设想是什么呢？

　　邓朴方：我当个学者吧，也许当个物理学家之类的。

　　记者：我们知道学物理的人，很多人他的动手能力很强，比方说摆弄摆弄无线电，或者修理一些东西，您也是这样的吗？

　　邓朴方：我喜欢做呀，喜欢动手，我从小就动手啊，不是上大学以后。很舒服的，自己动动手做一些小东西，很舒服的。

　　记者：您会做什么？

　　邓朴方：我跟你说，你不要笑话我，就是说，我做了个东西，我给你解释吧，就是一个老头乐，一个竹子的老头乐，你知道老头乐是挠痒痒的，挠痒痒的那个老头乐，那个老头乐呢，我就在后面呢，用胶布缠了几圈，然后拿橡皮的瓶塞塞在上头，就这么一个东西。现在一直在我床头摆着。

　　记者：做什么用呢？

　　邓朴方：你看看，背痒痒了拿老头乐抓抓，这是最基本的功能，比如说我旁边有个书，我够不着了，我就拿着那个爪子那部分，把它勾过来。

　　记者：手臂的延长？

　　邓朴方：对，手臂的延长。那个纸片，你钩子勾不住它呀，就拿橡皮头一沾就过来了，橡皮头是涩的，一蹭就过来了不是吗？有时候地上有些东西捡不回来，蹭到跟前，然后再捡。其实，做东西，并不一定要做很高级的东西，要做思维巧妙的东西。

　　记者：那就是朴方的发明。

　　邓朴方：这是我的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