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

　　毛泽东这个名字，建党初期在湖南就很有名。我是1925年3月在长沙女师入党的。大革命失败后，听说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我们都心向往之。1927年12月，我参与组织“灰日暴动”，因计划失密而受挫。此后离长沙，到上海，赴莫斯科，辗转多年，直到1933年6月被派回瑞金，这才有机会同毛泽东同志见面认识。

　　那是刚到瑞金后没几天，我到中共中央局那座小楼上去看望洛甫(张闻天当时通常用的名字)，见到有个高个子中年人在那里谈话。洛甫忙介绍说：“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我还以为你们早就认识呢!”毛主席很风趣，连说又多了一个湖南老乡，湖南妹子。听我说起周以栗(时任内务人民委员)是我的老师，他很高兴，告诉我他们在湖南一师是同班同学。

　　在当时党内的争论中，周以栗完全支持毛主席。他同我谈了近年来毛主席所受的种种委屈，对我说：“现在有人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我就不同意。照润之这一套做，打破了‘围剿’，巩固、扩大了根据地。依我看，山沟里的就是能出马克思主义。”周老师还交代我，才到中央苏区，要注意观察思考，不要随便跟人跑。

　　由于有上面所说的这些因缘，我同毛主席一认识就很熟悉，他对我也象师长一样爱护、关心，给我许多教益。第一次见面时，洛甫向他介绍我：刘英现在少共中央局做群众工作。毛主席便说：做这个工作好，但要注意通俗化。你的对象不是学生了，而是农民。农民的文化很低，语言要通俗。讲得深了，人家听不懂。讲话不能用那个学生腔。我听了很受启发。

　　记得1934年9月中旬，我再次到于都“扩红”。任务很紧，要求在9月27日之前扩大红军4500人。我赶到于都时，才征集了255人。几天下来，没有多大起色，我就去找毛主席想办法。当时毛主席正在于都巡视工作(后来知道是察看红军撤出苏区开始长征的路线)。他打摆子刚好，身体还很虚弱，垫着棉被靠在床上听汇报。我向他反映：剩下的青壮年不多，扩红很困难，大家缺乏信心，不知怎样才能完成任务。

　　毛主席说：“要开会，把突击队员、区委书记都找来开会。”

　　我说：“再开会，就没有时间了。离规定的期限只有不到十天了。”“不，一定要开会，思想不打通，不下决心，再有时间也完不成任务。”毛主席坚持要开会。

　　我又说，扩红突击队的队员都分散到各区去了，通知也来不及。毛主席说，这好办，我有四个警卫员，叫他们跑马到各区去，口头通知。他把四个警卫员叫来，让他们把通知的内容复述了三遍，立刻出发。

　　这一着果然灵，9月19日全县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如期召开。这时，离长征出发只有20天了。

　　突击队员、区委书记坐了一屋子。毛主席也拖着虚弱的身体来了。我先做报告，把这几天了解的情况，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布置的扩红任务，融汇在一起讲了一遍。

　　我讲完后，下面一个劲地鼓掌，欢迎毛主席讲话。毛主席却不过，站起来说：“好，我就讲五分钟，讲‘决心’两个字。”毛主席围绕为什么要下扩红的决心，深入浅出的讲了反“围剿”形势的严峻。又从对待困难的态度，讲下决心的重要作用。最后鼓励大家下定决心，不怕困难，去完成扩红的任务。

　　第二天下午各区又开活动分子大会进行动员，“决心”很快转化为行动，于都的扩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此，9月26日《红色中华》报发表长篇报道，说于都“过去最严重的问题是群众逃跑登山，自会议后各地争取逃跑群众回来的工作，取了最大成效。”

　　到9月底，我们动员了将近1000人参加红军。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因为在5月我第一次来于都扩红时，这个县已经有3300多子弟当了红军。这回要不是毛主席帮我做动员，大家下决心，还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呢!

　　毛主席爱看书，长征时还带着书，他的担子主要是书。他有熬夜习惯，躺着看书。象《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他都放在箱子里随身带。在毛尔盖，晚上看书，他把炒熟的青稞麦子装在一只口袋里，看一会儿，就抓一把麦子吃。他的记忆力好，看书专心。看起书来，通宵不睡觉。刘伯承曾对张闻天讲：你们该和主席讲一讲，他晚上不睡觉。毛主席睡觉时，不高兴别人打扰他。谁也不敢去喊他，怕他发脾气。刘伯承就动员我们去喊他，用担架抬起走。我们不敢。一直等队伍走远了，他才骑马跟上来。

　　毛主席办事决心大，办法多，这点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更加使我钦佩不已的是，他处理重大问题的深谋远虑，既牢牢把握原则，又非常灵活。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对于中国革命来说，这是一件大喜事。可是其中也有隐忧，就是张国焘有野心。毛主席同洛甫等多次商议，认为搞好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关键就在张国焘身上。我当时是中央队秘书长，听到毛主席与洛甫商量具体办法。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要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洛甫就跟毛主席说：“把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这个位子，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这样安排，照顾了他的要求，又不让他把军权全抓去。原来担任总政委的恩来，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表示赞同。7月18日发布了这项任命后，张国焘才同意执行党中央的方针，率领四方面军北上，向毛尔盖地区集中。

　　可是，张国焘还要在党中央内扩大他的势力。不几天，他又通过一个紧急干部会，提出要求把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提拔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为解决这个问题，毛主席又做了许多工作。有一次，毛主席去找张国焘谈话，把我带去了。一见面，毛主席就说：我给你带水来了!”张国焘一下懵住了：“什么水啊？”毛主席笑着说：“《红楼梦》里的宝二爷不是说男人是泥巴捏的，女人是水做的吗？”张国焘这才恍然大悟，也不由得笑起来。毛主席同张国焘都是党的“一大”代表，相识很早，但一向并不投机，现在又有分歧，所以毛主席一见面就说笑话，制造一个比较亲切的谈话气氛。张国焘讲话转弯抹角，脸上看不出春夏秋冬。他想提四方面军的那些人当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当面他不直接讲，总是说，对工农干部，我是很重视他们的啊，他们打仗勇敢，有经验，要坚决提拔。毛主席也跟他讲一般原则，说，按照党章，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情况特殊，才这样做的。四方面军中有好多很好的干部，提拔是需要的，但到中央的总是少数代表嘛。

　　毛主席跟张国焘聊了好久，摸他的意图。回来后又同洛甫商量。他们看透了张国焘的用心，是企图形成多数来控制党中央(这当然是张国焘的一厢情愿，事实上四方面军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党的好干部而不是张国焘的人)。所以，认为为了团结北上的大局，吸收四方面军的干部到中央是可以的，但人数不能多。他们对张国焘请人送来的名单提了意见，同四方面军的陈昌浩、傅钟来回磋商，从名额到人选基本取得一致，才由洛甫在沙窝会议8月6日的会上提出：三人为中央委员(其中二人进政治局)，三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经过讨论，毛主席同张国焘软磨硬顶，最后基本上按这个方案解决了组织问题。

　　沙窝会议后，中央决定组织左路军和右路军经草地北上，党中央随右路行动。大家都为过草地做准备，主要是搞吃的东西。这时发生了一件小事，使我终生难忘。

　　为了让中央领导同志顺利通过草地，前方部队送来一头牦牛做吃的。警卫队把耗牛宰了，牛皮和内脏煮出来大家吃一饱，牛肉每人分一点，晒牛肉干当干粮。毛主席吩咐首先要照顾休养连。警卫队长就一份一份分好送去。贺子珍当时在休养连，给她的比给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几位老同志的稍多了点。这事不知怎么让毛主席知道了，他很生气，把我找去，问：“这是怎么回事？贺子珍的怎么可以比徐老他们多呢？”我说：“这事不是我管的，是邹队长分的。”他说：“你替我找他，我可不能特殊!一定要给这几位老同志补上!”

　　我找到警卫队长，他很为难，说：“啊呀，现在全部分完了，剩下的就是毛主席、洛甫同志等几位的了，这可怎么办呢？”我知道毛主席的脾气，忙对他说：“毛主席说了要补，可不敢不补啊!”于是，就从他们几位领导人的份子里割点下来，补给了几位老人。我向毛主席报告了处理经过，他才放下心。

　　每想到这件事，我的心里就油然生出一种对毛主席的敬意。在最艰难的岁月，毛主席就是这样身体力行，追求公正、平等，不搞特殊化。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铭记在心，把这种品德，奉为自己行为的准则。

　　相关专题：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