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新美

　　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圈地运动，到今年已经形成圈地———治理———又圈地———又治理———再圈地———再治理的怪圈，并形成了三次大的圈地高潮。上个世纪的圈地给国家和农民造成了巨大损失。据国家建设部公布的资料表明，截至1993年3月宣布清理时，中国县级以上的开发区已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比中国当时城市用地面积总量4.34万平方公里还多出0.16万平方公里。这些开发区的土地80%以上是耕地，仅1992年我国净减少耕地就超过1000万亩。同时，腐败也随着“圈地运动”而滋生而蔓延而发展，不少官员倒在了被圈的土地上。

　　进入21世纪，我们再次发现，圈地病可能是个痼疾，治理之后再度卷土重来是不争的事实。根据不久前国务院五部委督察汇总，全国有各类开发区(园区)5524个。此后，各地进一步加大清查力度，又查出过去漏查漏报的开发区134个，全国各类开发区总数达5658个。到目前为止，各类开发区规划面积已经达到3.6万平方公里，也超过了现有城镇建设用地的总量。《土地管理法》早有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通过协议、招标、拍卖三种方式进行，但据11月12日“人民网·经济观察”消息，2000年中国出让的30万公顷土地中，以招标、拍卖方式出让的只占总出让量的5%。特别是近两年，有的地方为了吸引外资，土地对外商而言就基本不收转让费了，即使要收，有的地方也只是象征性地收取几十元钱了事，有的地方甚至仅收一元钱表示点意思，这其实就是无偿使用。有了土地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用土地作抵押到银行贷款，贷不到款，地方领导还会出面干预，请求银行支持，这样一来，银行也就套进去了，于是，土地成了一些外商利益的重要来源。新一轮的圈地运动使土地资源与财富的流失达到了空前程度。

　　圈地运动为什么屡禁不止，我分析至少有几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违法成本太低。据五部委的统计，治理整顿期间，全国共查处包括历年遗漏案件在内的土地违法案件16.8万件，有738人被依法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4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受处分738人与违法案16.8万件的比率是0.439%，何况这仅仅是算违法案的件数，每一个案件中又有几个当事人呢？追究刑事责任的比例就更少了，追究刑事责任134人只占违法案件的0.079%。这样的处分肯定不会有什么震慑作用。土地违法成本如此之低，违法案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是违法收益高。一方面，是握有实权的人物收益高。仅以马向东为例，刘涌请吃一餐饭后潇洒地给了马向东2万美元，这是一个厅级官员几年的工资。另一方面是获得批文者的收益更高，刘涌2万美元的效力就大得惊人，仅仅马向东亲手批发的一块地皮，就使刘涌一夜之间增长3个多亿的个人财产。这种例子举不胜举，几乎所有被查出来的贪官都有过土地批租方面的问题。然而让人不解的是，如果没有其他犯罪事实，土地审批问题是难以受到严厉惩处的，我们从以上五部委公布的案件与被追究责任的比例中就可以看出。

　　三是地方政府有违法的充足理由。首先，土地是国有的。而国有实际上成了政府所有，因为是政府所有，所以政府就可以自由征用土地搞开发。有了发展地方经济，为人民谋利益的充足理由，违法圈地也就顺理成章了。其次，《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也并不仅仅是“招标、拍卖”，还有“协议”，而且“协议”还摆在前面呢！这就为权力“协议”提供了法律支持！

　　综上所述，圈地运动之所以成了扑不灭的火焰，我想也就可以理解了。如何根治这个顽症？我的看法是土地转制，就像企业转制一样。让国有的成为国家所有，让集体的成为集体所有，让民众的成为个人所有。政府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统管一切。如果每一寸土地任由政府征用，却可以不与所有者商谈，则正中腐败者的奸计。因为，在我们这个体制下，腐败者正是打着“国家管理者”的旗号以售其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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