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

　　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无不受一定思想方法的制约。而任何一种理论，也只有被用作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时，才能进入实践过程，在改造世界中发挥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强调贯穿于自己全部理论中的方法论的功能。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所提供的不是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的方法”①。也就是说，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运用于实际时，它便成了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党先后两次成功地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共同的根本经验，都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具体结论，去回答解决问题。今天，我们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需要大力加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建设。思想方法素养提高了，可以从根本上增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的能力。邓小平从批判两个“凡是”，到南巡讲话中一再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其精神显然都是要求我们切实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科学思想方法，所谓“换脑筋”，说到底是个端正思想方法的问题。而结合工作实际，学习和应用毛泽东的军事问题方法论，即毛泽东当年用以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一整套思想方法，正是我们各行各业的同志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方法，提高思想方法素养的有效途径之一。

　　所谓毛泽东的军事问题方法论，并不是指军事上的具体原则和具体作法，而是指贯穿于毛泽东军事理论中的基本方法。这些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直接相连的。因而具有共性的意义。人们知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显著特点和主要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当时主要是与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而中国革命战争历时之长，规模之大，矛盾之错综复杂，历程之艰难曲折，特别是力量对比之悬殊，又属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非有超乎寻常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无法驾驭到胜利彼岸。因此，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不能不围绕武装斗争这个中心而展开；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问题的巨大创造和丰富经验，不能不在战争指导领域得到淋离尽致的发挥和体现。正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②，毛泽东的军事问题方法论堪称一部用军事语言写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活教材，是毛泽东用以成功地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科学思想方法的集中表现。特别是由于毛泽东是一位兼军事家与哲学家于一身的人物，他的军事问题方法论兼有哲学上的高度成就，因而也就尤其具有长期而普遍的学习与应用价值。事实上，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方法从来都有触类旁通的共性意义。各种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其方法论价值往往都能超越它们最初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和领域，广泛地向外辐射；所提供的方法层次越高，可应用的历史跨度就越大，领域范围就越广。孙子兵学是这样，毛泽东的军事问题方法论更是这样。

　　毛泽东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方法，内容丰富多采，可供我们学习和应用的东西很多。当前尤其需要着力掌握的，我们感到主要有这样一些：

　　一、研究和指导战争，应着眼其特点和发展

　　矛盾问题的精髓在于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这一著名论断，可以说是对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基本经验所作的哲学概括。他指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不仅要研究一般战争规律，尤其要研究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不仅要研究一。般的革命战争规律，尤其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不仅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今天，而且要研究它的昨天和明天。而研究的根本方法和根本要求，在于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从中找出其行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揭示中国革命战争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运用的就是这一方法。后来，他也是从分析敌我双方相互对立的根本特点及其演化趋势入手，深刻揭示并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等先后三场不同战争的规律、进程和结局。综观他研究、指导上述各场战争的理论与实践，这一方法包含四条主要原则：一是充分承认国情的特殊性，不照搬照抄外国经验。二是不把对国情特点的了解本身作为目的，而是通过对国情特点的深入研究，找出本国革命战争特定的客观规律性，并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构成用以克敌制胜的指导规律。三是不搞“坐井观天”，眼光囿限一域，而是放眼中外对照，进行特点比较，从比较中求得对本国国情和本国革命战争规律性的真知深识。单纯就本国国情谈论国情，是难以吃透国情特点、找出本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性的。四是重视国情的流动性，从国情特点的发展变化中引出动态的规律性认识，反对一劳永逸，不使认识停留在旧阶段。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有必要借鉴毛泽东的上述方法论原则，用以深入研究我国国情的特点，不断加深我国现代化建设特定规律性的认识。例如，各个地方、各个行业究竟怎样适应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当前面临的一个大题目。我们在探索有关规律的宏观思路上，就特别需要把中外比较搞深搞透，切实吃透我国社会经济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既要大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决不能因为社会制度上的差别，就拒不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充分考虑国情的差异，包括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人口负担沉重，东西部地区发展水平不一，自然经济的传统观念比较浓重等特点，据以筹划适合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发展战略。特别要防止把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种种痼弊，当作市场经济的一般通律，盲目地照搬过来。同样道理，对于一个地区、一个系统或一个单位来说，也必须从自己的特殊情况出发，正确地学习外地外单位的经验。不能凡是上面点了头的、报上出了名的做法，都一阵风地简单效仿。再如，对国情特点的认识怎样随时跟上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也是我们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为克服我国经济体制上长期存在的过分集中、统得过死的弊病，我们多年来的改革路子，基本上是上面对下头放权。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当中央的政令贯彻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屡禁不止时，我们就必须把如何有效地防止和克服这种现象，纳入深化改革所应解决的问题范围。总之，国情特点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发展规律既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同时又有不断变化的一面。旧的矛盾基本解决了，新的情况和问题又会出现。我们的认识和改革的举措一定要相应地同步演化，力避落后于变化着的实际。

　　二、从战争学习战争

　　战争从来不是预演室内的活动，中国革命战争更不是事先学成、有了现成答案之后才进行的。毛泽东的名言“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③，曾经是革命战争年代全党全军的座右铭。正是靠着这一条，我们党从战争实践中逐步摸索到战争的制胜法则；我们军队从“土包子”中涌现了一大批灿若群星的帅才、将才，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许多奇迹。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没有现成的范例或模式，同样要靠“从战争学习战争”，即从建设中学习建设。为此，我们必须像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机遇难得，时不我待。要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加快发展，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必须依据党的基本路线，带头实行并激励人们鼓勇气，树信心，敢于中流击水，勇当弄潮儿，比干不比看。坚持实践标准，不搞空洞的理论争论，摈弃过多的评头品足，在积极探索中开拓成功之路。

　　规律之为物，有个独特的品性：当顺应规律办事、事情进展顺利时，人们往往不大会感到它的存在；相反，常常是在违背了规律、受到惩罚时，才能对它产生感触尤深的认识。毛泽东所说的“从战争学习战争”，不仅包括从正面经验中认识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还尤其包括总结反面的教训，从教训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他本人就十分善于做到这一点。正是从秋收起义部队向长沙进攻严重受挫的现实中，他开始深切地懂得了中国革命战争不能搬用俄国革命城市起义的搞法，毅然率部转向井冈山进军，从此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道路。后来，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中就如何正确指导我国革命战争所阐明的种种规律性认识，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对几次“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失败教训进行科学总结而得出的。今天，我们要在各项现代化建设事业中获得更多的自由，同样需要发扬毛泽东的这种科学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丰富多采的新鲜经验。对此，我们必须百倍珍视，充分总结。同时，对某些工作中的失误之处，也必须高度重视，从中汲取教益。以求在“从建设中学习建设”的过程中，做到“打一仗，进一步”，避免在一种事情上反复多次地“交学费”。也就是说，我们要过“河”，经验和教训这两种“石头”都要摸，而且都要“摸”透。切不可把以积极的态度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藉以总结教训，视为“给大好形势抹黑”，看成是“否定”本地区、本单位改革开放的成就。须知对于我们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来说，这种思维方式是极其危险的。

　　三、依靠和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战争

　　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作出了“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④的著名论断。这既是他的人民战争理论与实践的根本观点，同时也是他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之一。在长期的战争生活中，他始终把克服一切困难、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主要立足点，放在相信和依靠广大兵民群众战争伟力的基点上。中国革命战争之所以能在力量对比敌强我弱、武器装备敌优我劣的条件下赢得胜利，靠的就是充分而正确地发挥广大兵民在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同样道理，我们今天一个系统、一个地区也好，一个单位也好，要把各项建设事业搞上去，归根到底要靠充分调动和发挥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作好一切工作的基本功。“借鸡下蛋”是完全正确的，开放的步子今后还应更大；上头给一些优惠政策，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决不能由此目光一味向外、向上。领导的主要精力，无疑应始终用在充分调动和发挥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和聪明才智上。

　　毛泽东认为，调动千百万群众的战争伟力，归根到底要靠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在战争条件下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原则是：①既谋求政治利益，同时也谋求物质利益。对广大农民群众，一方面在根据地、解放区普遍建立工农政权，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翻身当家；另一方面，大力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劳动农民世代梦寐以求的最大物质利益要求——土地问题。②把谋求长远利益与照顾眼前利益统一起来。在优先满足战争需要、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轻人民负担，尽最大努力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③兼顾各部分群众的利益，以调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战争的热情。④兼顾中有重点，重点增进广大农民的利益。因为，中国革命战争的主体力量是广大农民，农民在战争中作用最大，贡献最多，负担和牺牲也最重。今天，我们要调动广大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需要在改革开放中正确地贯彻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为此，有必要借鉴上述原则。一是兼顾广大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类似打白条等损害群众现实利益、挫伤人民群众积极性的作法，今后务必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禁令，再也不能重复了。二是统筹各个不同劳动者群体的利益。既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同时以更大的努力促进共同富裕。避免不同劳动者群体之间个人收入的不合理差距过大，以便更好地调动全社会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三是以得力的措施，解决好各类劳动如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间、财富创造劳动与财富流通劳动之间收入比例合理化的问题，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尤其是要遏制非正当收入。把社会分配的重点，进一步向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稳定、繁荣与发展发挥了支柱性作用的那些劳动者阶层和劳动者群体倾斜。

　　四、军事上的相反相成方法

　　如何正确处理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进攻与防御、主动与被动、优势与劣势、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集中与分散、作战方向的流动性与固定性、连续作战与休整部队等军事活动领域的种种矛盾，历来是战争指导上最感吃力的难题。古今中外的许多军事统帅，往往由于用机械的线性思维方式去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而招致失败。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观点和中华民族历代兵学的辩证思维精神运用于战争指导实践，一贯强调处理军事上的各种矛盾时，不要企求以径情直遂的方式去实现目的，而应注重把握矛盾两个方面之间的联结与转化，通过“相反”达到“相成”。例如，以消灭敌人作为保存自己的主要手段；以战役战斗上的外线速决进攻，达成战略上的内线持久防御；通过无数局部的优势和主动，逐步改变战争全局上的劣势和被动；通过巧妙的必要分散去调动和扯散敌人，以便使己方在决战时节和决战地点达成集中优势兵力；通过必要的“走”，为有把握地“打”创造条件，等等。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过程看，这种相反相成的方法，贯穿在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整个理论与实践之中，构成了他用兵艺术的一大特色。

　　构成矛盾的不同事物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种情况同样也普遍存在于其它社会活动领域。学习、掌握军事上的相反相成方法，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看待和处理当今改革开放中面临的许多问题。例如，用这种思想方法看问题，就易于明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导向和宏观调控都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我国新旧两种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必要的宏观调控显得格外重要。舍此，无法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全发育，把国民经济进一步搞活。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不是排斥必要的指导性计划。我们所应致力的，只能是探求市场导向和计划指导两种手段的最佳结合点，而不是用其中任何一者否定另一者。否则，就有可能误人“按下葫芦浮起瓢”、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怪圈”。多年来改革的实践表明，“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问题的大敌。学习和应用毛泽东在军事问题上的相反相成方法，将有助于我们在各项工作中防止这样那样的片面性，避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五、关于认识战争情况两个过程的原则

　　毛泽东历来强调，正确的战争指导，归根结蒂就是做到主观指导合于战争实际。为此，在指导战争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好认识战争情况的两个过程。他指出，战争中对情况的认识过程，不仅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制定军事计划时，要对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必要而周密的侦察和了解，对所得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思考分析，从中得出正确的判断，据以定下合理的决心，作出恰当的部署。军事计划确立并付诸实行之后，认识开始转入第二个过程。这时，指挥员必须继续不间断地跟踪情况的发展变化，以对原来的计划适时作出部分的乃至全部的修正，以实现不间断的正确指挥。原定决心和部署不需要作任何调整修改的情况，在战争中是极少有的。毛泽东还强调，在上述两个过程的每一过程中，指挥员都应当把个人才智与集体智慧结合起来，以保证决策的正确制定和实施。战争年代，他本人就堪称发扬决策民主、善于择善而从的模范。如解放战争中期，原定由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三个主力纵队远出江南，继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后作我军的第二次战略性跃进。当粟裕对该项设想电告了不同考虑时，毛泽东把陈毅和粟裕两位华野主要领导人专门请到中央开会面商，最终采纳了华野主力全部留在中原打大仗的建议。结果大大加快了战争进程。

　　毛泽东的上述原则，为战争中怎样实事求是地认识情况、正确地制定和实施军事决策，提供了一套严整的规律性认识程序和方法，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精神。他一生身经百战，所以能够每每料事如神，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这对我们今天在各项工作中提高科学决策水平，抓好正确决策的落实，很有现实意义。掌握了上述原则，除了有助于增强决策前坚持充分调查论证、坚持集思广益的自觉性外，还特别有助于我们更加自觉地重视决策付诸实施后的情况追踪和信息反馈。现实生活中的大量经验表明，只有同样重视决策后的第二个认识过程，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决策本身的不完善乃至失当之处，也才能随时了解和解决执行过程中遇到的矛盾障碍，把正确的决策落到实处。否则，政策上或工作中的问题就难以及时发现；待到矛盾严重暴露出来、决心加以解决时，问题已经相当积重，解决起来势必耗时费力了。

　　六、抓住枢纽，统筹全局

　　局部与全局，是战争中普遍存在的一对矛盾关系。毛泽东作为大军统帅，历来强调战争指导者必须关照好全局，不能顾此失彼。但是，他所说的关照全局，不是半斤八两式地面面俱到，而是强调围绕枢纽去统一筹划全局。“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⑤，是他的名言。所谓枢纽，就是那些对全局具有关键意义的局部。先敌一步抓住枢纽，就能夺得全局上的主动地位，整个战局就活了。辽沈战役中先打锦州，淮海战役中攻取宿县，平津战争中控制张家口和塘沽两点，即是抓枢纽的范例。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至国家，小至单位，都可以是一个全局，领导者也都应具有善于捕捉各个阶段和各项工作枢纽的本领。前不久，江泽民同志在分析当前全国经济形势时指出的几项重点工作，包括加强农业，加强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的宏观调控，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基本平衡，深化全民所有制企业和投资体制、金融体制、财税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大力整顿好金融秩序，就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所必须抓好的枢纽。总之，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掌握了抓枢纽、带全盘的艺术，有助于在各项工作中变被动为主动，变疲于应付为高屋建瓴。

　　毛泽东所讲的“抓住枢纽，统筹全局”，还有一层含义，就是任何一级指挥员都要懂得：对于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全局来说，本战区、本部队的全局只是其中的一个局部，本部队、本战区的“枢纽”是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全局枢纽中的一个环节。因而，各级指挥员必须根据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全局及其枢纽，来统筹本部队、本战区的全局，确定本部队、本战区的“枢纽”。也就是说，各级指挥员不仅要有本部队、本战区的全局观念，尤其要有全党、全军的全局观念。战争年代，我军所以能以弱胜强，屡屡以劣势装备打败拥有优势装备的国内外敌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全军指战员特别是各战区、各部队的领导人高度自觉地坚持以革命战争的整体利益为重，自觉以局部服从全局，紧紧围绕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和各项部署，统筹本部队、本战区的全局，抓住本部队、本战区的枢纽，实现了高度的团结统一和协调一致。只要是大局需要，再艰巨的任务也争着上，再大的局部利益也肯于牺牲，从不计较谁啃“骨头”谁吃“肉”。今天，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需要以同样的态度，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当前，尤其应强调局部服从全局，而防止和克服各种分散主义，加强中央的宏观调控。我们必须十分明确，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哪个地区、哪个部门或哪个单位只顾自己的局部利益有意无意地损害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局部利益最终也会受到损害。

　　七、立足最坏情况，争取最好结果

　　毛泽东用兵打仗，之所以能每每在危险和困难时刻应付裕如，不失胜券，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坚持这一原则。他强调战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战争中的情况较之其他领域更带有所谓“盖然性”。因此，指挥员在制定军事计划，定下作战决心时，应考虑多种可能性，把计划的立足点放到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基础上，以便争取最好的结果。当年，他在部署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部署济南、淮海、平津等重大战役时，都很强调这一点。指挥打仗是这样，搞经济建设也需要这样。大量事实表明，从“最坏情况”出发去争取最好结果，意味着充分预测论证，预有多种方案，把敢想敢干的建设热情同冷静的科学态度融合一体，一般能得到理想的结果。否则，如果一切从最好的可能性出发，往往会导致考虑不周，疏于准备，匆匆上马，一旦出现意外情况便束手无策。非但不能取得最好结果，还难免受到最坏情况的惩罚。

　　八、军队建设必须坚持“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并重

　　毛泽东认为，军队战斗力的强弱既取决于武器装备等物的因素，更取决于人的因素，是“人”与“物”两种因素的结合。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就必须坚持两种因素的建设齐抓并进。对于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人民军队来说，人的高度政治觉悟和优良精神品质是较之旧军队的一大优势。要使我军在革命战争中越战越强，必须在重视不断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水平的同时，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建设。为此，战争年代，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始终把政治工作作为我军的生命线，坚持用革命的政治和先进的思想教育人、武装人。在他们的长期培育下，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形成了一种截然不同于旧军队、旧世界的崭新精神风貌。解放区军民虽然物质生活艰苦，，但精神上却充实富有。人民普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有亲手创造一个新社会的崇高理想，有献身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的价值追求，有同心同德、甘苦与共的整齐步伐，有真正同志式的平等关系。大家以艰苦奋斗为本，以忠诚奉献为自豪，以奋勇当先、前仆后继为荣。旧世界比比皆是的各种丑陋现象，如弄权营私、倾轧内耗、投机钻营等等，在那里几乎没有公开市场。唯其如此，军队和解放区成为一切追求光明与美好的中华儿女心驰神往的一方净土。多少人辞别家庭，脱下长衫，跋山涉水甚至远渡重洋地争相奔往，心甘情愿地去住土窑洞，啃山药蛋，穿“土八路”军装。我党我军所以能赢得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拥护，中国革命战争所以能在物质条件微薄的情况下夺得胜利，与这一切是休戚相关的。邓小平将我军的这些精神风貌概括为“五种革命精神”，即：“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⑥他强调指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这“五种革命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今天，我们当然不需要恢复到战争年代军队和解放区人民的那种生活条件中去。但是，毛泽东当年关于人民军队必须“人”的因素建设与“物”的因素建设一起抓的理论与实践，是具有长期稳定的方法论指导意义的。我们如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建设一起抓，坚持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特别是要用好的党风带出好的社会风气。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阶段尤其要坚决批判拜金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毫不手软地惩治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各种腐败现象，大力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须知在贫瘠芜杂的精神土壤上，是筑不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厦的。

　　以上几条，远不是毛泽东军事问题方法论的全部内容。其总的精神，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好主客观之间的矛盾，做到主观指导切合客观实际。这既是毛泽东当年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成功“秘诀”，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搞好现代化建设各项工作所必须坚持和弘扬的。半个世纪前，毛泽东曾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谈到，如果我们党内有一百个到两百个真正懂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大大加快。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我们的广大干部队伍中，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中，有越来越多的同志切实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思想方法，再加上全党同志自觉地身体力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的各项工作肯定会做得更有成效；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将沿着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的道路，以更坚实的步伐高歌迈进。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588页。

　　③④《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1页，第136页。

　　⑤《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70页。

　　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7页。

　　摘自：《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相关专题：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