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游击队的雏形枣庄情报站出手不凡

　　枣庄是中国东部地区最重要的能源重镇之一。抗战全面爆发前，这里拥有全国最大的华资煤矿———中兴公司。1938年5月，日军占领枣庄后，开始对这里进行疯狂的掠夺，修复了从枣庄到津浦铁路的支线，大量优质煤炭沿着铁路，再经过海上运输，源源不断地被掠夺到日本本土。

　　洪振海和王志胜是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的两个排长。当时，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转移到了抱犊崮山区之后，由于情报比较闭塞，经常和敌人遭遇，使部队遭受了不小损失。为了及时掌握枣庄敌人出动的情况，选派洪振海和王志胜两个人到枣庄建立了抗日情报站。

　　洪振海的姐夫是一位火车司机，这个机缘使他很快学会了开火车，并能在时速40公里的火车上上下自如。这个本事使洪振海获得许多追随者：当时生活在铁路边的穷人们，多数以扒车偷煤为生，洪振海高超的扒车技术和过人的胆量，使他逐渐成为偷煤者的首领。日军侵占枣庄后，25岁的洪振海放弃偷煤营生，在一位共产党员的介绍下，他和朋友王志胜一道加入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洪振海在枣庄潜伏下来后，迅速在火车站附近建立了秘密情报站，并派王志胜以搬运工的身份，打入日本人开办的“正太洋行”，以及时获取日军行动的消息。王志胜受命打入洋行后，很快获得了日本经理的信任，并被提升为搬运队的工头。

　　1939年8月的一天，搬运工头突然感受到一种异样的气氛：一列满载日军的火车驶入枣庄站，如此规模的军事集结此前从未有过。王志胜迅速将这一反常现象报告给洪振海。洪振海判断，日军增兵枣庄，其目标极有可能是山中的抗日义勇总队。他一面通知总队迅速转移，一面考虑怎样才能有效地牵制日军。

　　火车站南边的“正太洋行”吸引了他的注意。私下里这家洋行担负着收集山东南部、特别是山区根据地军事情报的任务。打掉它，就打掉了日军在山东南部的眼睛。洪振海和王志胜大胆决定使用菜刀去袭击洋行。第二天，洋行里的三具尸体使枣庄日军大为震惊，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三名日本特工在自己眼皮底下会被人干掉。于是，他们中断了扫荡行动，开始全城搜捕，但此时洪振海等人已经转移到山里隐蔽起来。

　　此后，情报站又陆续向山里送出了一系列情报。渐渐地，洪振海感到，枪是他们最需要的。这时，仍在洋行工作的王志胜，在一次装卸日军货物时，意外地发现了枪支，于是他巧妙地做了记号，并迅速通知了洪振海。1939年10月的一个夜晚，当装有枪支的火车缓缓开出车站，早已埋伏在铁路旁的洪振海，飞身爬上火车。拍摄于1955年的故事片《铁道游击队》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再现了当时的一幕。

　　就在洪振海搞枪的同时，八路军115师的主力也开进了鲁南抱犊崮山区。原在这里活动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被整编为115师苏鲁支队，其性质也由地方武装升级为正规部队。

　　八路军精心改造“草莽英雄”

　　1939年11月，洪振海召集6名铁杆弟兄，在枣庄情报站的基础上秘密成立了“枣庄铁道队”。铁道队大都由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组成，在他们身上，既有比较勇敢的一面，又有组织纪律性差的一面，常常搞到钱之后，就喝酒赌钱。

　　次年2月，苏鲁支队正式将铁道队纳归直属。同时支队还任命洪振海为铁道队队长，王志胜为副队长，并抽调三营副教导员杜季伟任铁道队政委，来管理这支尚不规范的游击武装。

　　铁道队第四任政委赵若华回忆说，当时的铁道队，队员已发展到20多人。在日军重兵把守的枣庄，铁道队散漫的状态令杜季伟格外担心。1940年5月初，一名队员无意中泄露了自己的身份，正在四处搜寻的日军迅速将铁道队包围。虽然多数队员混入人群得以撤离，但仍有一名队员遇害，铁道队的活动地点也暴露出来。这一事件使杜季伟坚定了整顿队伍的决心。经过整训，队员们的军政素质有了根本转变。

　　铲除日军特别侦谍队头目高岗

　　1940年，日军32师团和独立第10旅团共集结5万日伪军，对115师所在的抱犊崮山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作战。115师政委罗荣桓指令活动在日军占领区内的各支地下武装，千方百计扰乱日军的扫荡行动。洪振海接到命令后，率领铁道队迅速展开行动：5月，再次袭击日军“正泰国际洋行”，击毙日军谍报队员13名；6月，袭击日军押款列车，缴获法币8万余元；8月，破坏津浦铁路韩庄段，致使日本运兵军列脱轨；9月，拆除枣庄至临城铁轨1．5公里，砍断电线杆百余根，使枣庄日军的通讯和交通同时瘫痪。

　　铁道队的一系列袭击，使扫荡日军的运兵和补给线受到严重威胁，日军不得不放慢在正面战场的进攻节奏，集中相当的力量，整肃占领区的后方。

　　铁道队的这一系列行动，引起了日军的高度警觉。日军在枣庄和临城紧急组建铁甲列车大队和铁道警备大队。企图死死封锁住铁路沿线。日军还专门从济南调来特高课长高岗，在临城组建第五特别侦谍队。

　　高岗是个中国通，他采用极具中国民间色彩的“拜把兄弟”、“认干亲”等手段，使临城附近的50多个乡保长，与他结拜为兄弟，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情报网络；另一方面，利用他指挥的特种作战小队伪装成假铁道队，趁夜间到群众家里敲门，只要群众一开门，就被抓住，说是私通八路，所以后来真铁道队来了之后，去敲门，群众分不清真假，不敢开门。一时间，铁道队连喘息休息的地方都没有。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队长洪振海决定擒贼先擒王。一天夜晚，铁道队化装潜入临城车站。10点钟，刘金山等人就摸到了高岗的门前。

　　后来担任铁道队第二任大队长的刘金山回忆了当时的情景：第一枪打死了高岗的卫兵，我这个枪一响，高岗正在那里趴着写字，他一抬头，我第二枪就打过去了，正好打在他这个脑袋上。高岗事件，使临城日军受到了华北派遣军的严厉训斥。更重要的是，铁道队此次行动还起到了隔山震虎的作用：那些与高岗拜把结交的乡保长们纷纷作鸟兽散。高岗苦心经营的谍报网络从此分崩瓦解。

　　为村民报仇，洪振海壮烈牺牲

　　为了彻底剿灭铁道队，日军出动了临城和枣庄几乎全部驻军，开始拉网式搜索。1941年年底的一天，日军得到密报，铁道队正在临城以南5公里的六陆店村休整。当天下午，1000名日伪军将六陆店包围。但此时铁道队早已闻讯撤离，恼羞成怒的日军放火烧光了村庄，十几名村民因拒绝说出铁道队的下落，被日军以“通牒”的罪名集体枪杀。

　　六陆店的村民被日军枪杀的消息，使洪振海陷入深深自责中。在困难时期，铁道队只能在野外活动，只有六陆店等几个少数村庄无私地接纳他们，村民们不仅积极提供食宿，而且还多次冒着危险为他们传递情报。盛怒之下，洪振海紧急集合全部队员，在六陆店西面的运河堤岸上与日伪军展开正面厮杀，为村民报仇。洪振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牺牲时年仅32岁。

　　刘少奇平安穿越封锁线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迁移到了江苏盐城一带。由于通讯不便，急需开辟一条通往延安的秘密通道。经过再三考察，最终确定了一条从盐城北上、经山东南部西去延安的秘密路线。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穿越临城附近的津浦铁路。而这段的护送任务，自然就落在了铁道队的肩上。

　　随着日军南线战场的开辟，大量华北驻军被调往南方。众多的铁路道口由伪军看护并向日军汇报沿线情况。那么，怎样才能排除伪军这一威胁呢？铁道队想出了一个“秋后算帐”的心理战手段，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向伪军透露出这样一条信息：铁道队手中有一个帐本，谁干了坏事，就在他名下记一个黑点，谁干了好事，就记一个红点。黑点太多，就离死不远了。由于守卫碉堡的伪军都是当地人，十分惧怕遭到铁道队的惩处。铁道队制造的心理战，在伪军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撼。

　　1942年夏天，正在待命的铁道队忽然接到鲁南军区的通知，要他们护送一个工作队通过津浦铁路，同时军区还专门嘱咐：工作队中有一位代号为“0号”的首长，务必要保障他的绝对安全。为了防止意外，铁道队派副大队长王志胜事先勘察护送的路线，并作通沿线伪军的工作。晚上，身着长袍、头戴礼帽的0号首长在铁道队的掩护下，顺利抵达姬庄附近的津浦铁路东侧。

　　铁道队警卫班长马世田回忆说，0号首长平安到达115师教四旅所在地后，拍来了电报，落款是“刘少奇”。大家才知道原来是如此重要的0号首长！

　　百名“草莽英雄”受降千多日军

　　自护送刘少奇过路后，铁道队又相继成功地护送了陈毅、肖华、罗荣桓等党政干部穿越津浦铁路。从1942年到1944年，铁道队先后护送干部近千名往返延安，从未出现一次差错，受到了鲁南军区的通令嘉奖。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南京，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递交了投降书。与此同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下令敦促华北、华东日军立即放下武器，向所在地的抗日武装投降。然而，经过几次谈判，驻扎在临城一带的日军却始终拒绝向铁道队缴械。当时，临城日军打算逃到南面只有100公里远的徐州，向已经接收那里的国民党军队投降。这是因为，向国民党部队投降不仅是冈村宁次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向自己始终都无法剿灭的铁道队投降，这着实令他们难以接受。几天后，残留日军乘坐的铁甲列车趁着夜色悄悄开出临城车站，但当他们行驶到临城南边的沙沟附近时，发现前面的铁路已经被破坏，当他们又试图退回临城时，铁道队事先埋下的炸药拉响了，日军的退路也被切断。那些日本人在孤立无援、忍饥挨饿了三天之后，再也坚持不下去，只能选择向铁道队投降。1945年10月，枣庄和临城1000多日军携带8挺重机枪，130多挺轻机枪和两门山炮等轻重武器，向铁道队投降。如此规模的日军向一支不足百人的抗日游击武装投降，这在当时的所有受降行动中是十分罕见的。而此时，出面代表铁道队接受临城日军司令官投降的，是刚刚继任政委、年仅23岁的郑惕。

　　翌年，铁道队番号撤消，铁道队员被改编为鲁南军区特务团二营，南下参加济南战役和渡江战役。1952年，作家刘知侠根据铁道队的事迹，创作出小说《铁道游击队》。三年后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小说搬上银幕，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开始广为流传。（本期文字图片由中央电视台十套《探索·发现》栏目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