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高立学

　　　继武汉市公安局、辽宁省抚顺市检察院之后，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近日也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口号从看押室的墙上撤下，取而代之的是《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承认被讯问人有沉默权(见12月11日各地媒体)。从各地执法机关这一系列的动作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司法理念正在发生着可喜的转变，执法机关已越来越重视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这无疑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又一个进步。然而，就在这个带有明显“有罪推定”意味的口号退位的同时，我却在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经济犯罪案件的首次庭审中听到一丝不和谐的声音。由于被告人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思路清晰，没放过一个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对每件证据都要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些本属于被告人行使自己权利的正常行为，竟使公诉人大动肝火，不仅表示“极其愤怒”，还要求因“王怀忠认罪态度极为恶劣”而“应该从重处理”(见12月11日《大河报》)。

　　这不正是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

　　我想象不出王怀忠是怎样“顶撞”公诉人的，综合王怀忠的老家———安徽省的《江淮晨报》同日报道来看，被告人最“过分”的行为就是“在庭审中对起诉书指控的所有事实都予以否认，甚至出现了和证人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的局面”。很明显，这确实是一种认罪态度不好的表现，可问题是在法院做出宣判之前，王仅仅是一个涉嫌贪污受贿的犯罪嫌疑人，谁也不能认定他就是一个罪犯。那么，犯罪嫌疑人为了摆脱嫌疑或减轻罪名，对起诉书指控的事情予以否认，不正是他应有的权利吗？如果公诉人咋指控，他就必须咋承认，那还要庭审干什么！

　　庭审，庭审，有审就有辩。事实上，被告人“抓住每一个辩护机会不放”，正说明他信任法律，企望利用每个机会为自己洗脱罪名，这不仅合乎情理，更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

　　在一个人权社会，不仅要尊重普通守法公民的各项权利，也要尊重罪犯或犯罪嫌疑人的各项权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罪犯或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尊重与否，恰恰更能检验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我绝对相信王怀忠不是个好鸟，其480余万元的不能说明来源的巨额财产绝不是大风刮来的，他所说的“历史将证明这是最大的冤案”更是无稽之谈。但即便这样，我们同样要给他辩护的机会，而不能因为他为自己辩护得多了，就视之为“认罪态度极为恶劣”，要“从重处理”，这显然是对现代法制精神的误读，更与正在转变的司法理念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