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之纯　文

　　12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厦门台企女厕偷窥案让媒体意外的结果：原坚持通过民事诉讼寻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十多位女工，联名向法院递函请求不对被告人刑事处分。偷窥者梁志远由此被判无罪，向受害女工赔偿1.5万元。

　　“一位知情的法律界人士称，这是个多方妥协的结果”，“资方、女工和官方都有台阶下”。据悉，厦门市中级法院以此案不属于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为由不予受理，女工转向所在地集美区法院起诉时，却被告知区检察机关已提起刑事诉讼。法院“按着刑事诉讼优先”的原则，不受理受害人提出的民事诉讼。

　　在女工们看来，“梁志远被判缓刑的可能性很大，这样他的行动自由不受影响，又不用赔偿，那我们什么都没得到”……这样的认识终于成为左右案件结果的关键。十几万元，这官司便被摆平。

　　然而，钱能换回法律和女工们几多尊严呢？女工们“都已接受”的“十分无奈”中可能隐含有不公平。她们的确有“软肋”——经济窘迫，话语能力较弱，相对的是有雄厚实力的投资者，这或许是她们在这场长达十个月的“拔河”中最终“连人带绳都跌过界去”的真实原因。（《深圳法制报》2003.11.5）（来源：文摘报）